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1949年9月23日，北平国立艺专的一位老师滑田友，给市建设局写了一封信。 他说，咱们得在天安门广场建座碑，给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一个交代。这不是突发奇想，他是早就憋着这口气了。 作为留法归来的艺术家，滑田友一向讲究民族性，信里提到，“要建，就得建得有中国味儿。” 没几天，毛主席就拍了板。9月30日，政协会议刚一结束，毛主席亲自带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仪式。 那天，第一次奏响了后来成为国丧专用的哀乐。碑座也立了，陈志敬刻的，上头写着“为国牺牲的”几个字。 可惜，那个碑身后来失踪了，成了历史的一个悬案。 从那天起，这块碑就不是普通的石头了。它成了共和国的象征。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纪念碑正式开工。这是个大工程，不光是建材和施工的问题，更大的难点在于：碑文怎么写、怎么刻、谁来写。 毛泽东早在1949年政协会议期间就写好了碑文。全文155个字，没一个标点，全靠断句和气势。 通篇分三段，从1840年讲到新中国成立，逻辑清晰，气势如虹。可毛主席只写文字，不写字。那怎么办？ 林徽因这时候站了出来。她是设计团队的核心人物，一直主张碑文要用楷体。 她说得很直白，这种碑，不是拿来装饰的，是让人敬畏的，字体必须端庄肃穆。 她甚至坚持不用木棉花做装饰，因为“那是南方的花，得用咱们老百姓熟悉的花，牡丹、荷花、菊花，这才接地气。” 可问题来了，楷体可以，那谁来写？ 这就回到了1955年那个夏天。大家都知道这事难。不是没人能写，而是没人敢写。 写得不够好，那是对英雄的不敬；写得太花哨，又会被批评为不庄重。这时候，彭真说那句话，其实是有点冒险的。 毕竟，周总理是政府的总理，不是书法家。让他来写，万一不合适，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可很快，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周恩来小时候学过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后来又研究魏碑，字体早就练得炉火纯青。 南开校牌是他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也是他写的，那股子浑厚劲儿，别人真学不来。 于是，就去问了周总理。 周恩来听完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回去练字去了。 这一练，就是四十多遍。据说那一摞废稿，厚得能当枕头。 他每个字都推敲，比如“垂”字，要竖画挺直；“朽”字，要撇捺舒展，不能有一丝马虎。 练到最后，他才拿出一张稿纸，说：“就这个吧。” 林徽因看完，说了一句话：“这字，能让人肃然起敬。”梁思成也点头，说：“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1955年6月9日，毛主席亲自题写了正面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这八个字，气势磅礴，像是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声音。而背面碑文，周总理题的那一段，则更像是沉稳的回响。 一刚一柔，一主一辅，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双绝”的书法作品。 可你知道吗？这段碑文里，“永垂不朽”出现了三次。 而周总理写的三个“永垂不朽”，每一个都不同，笔力层层递进。就像他心中对人民英雄的敬重，一层比一层深。 1958年5月1日，纪念碑正式揭幕。那天，广场上人山人海。 站在碑下的人，不一定知道背后的故事，但他们能感受到，那不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那是用心、用汗、用敬畏写下来的“碑语”。 后来有人问林徽因，这块碑值不值得她花这么多年心血去设计。她笑了笑，说：“这不是一块碑，这是我们的根。” 现在你再看那块碑，它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面朝东方，背靠历史。不喧哗，不张扬，却比任何语言都能让人沉默。 一笔一划，写下的不只是字，更是共和国对英雄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