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起兵反奉时，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30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才将这些押到天津关押。 1925年11月22日，滦州火柴公司大楼内，气氛凝重。奉军第三军团将领郭松龄身，面对百余名上校及以上军官，公开指责张作霖穷兵黩武、赏罚失当，同时痛骂杨宇霆结党营私。 这场会议后，郭松龄反奉行动正式启动。当日，他宣布就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将麾下七万兵力编为五个军，任命刘振东、刘伟等人担任军长，兵变就此爆发。 郭松龄反奉并非临时起意，而在奉军内部，以他为代表的“大学派”（本土军校毕业军官群体），与杨宇霆主导的“士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群体）长期互相争斗。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郭松龄未获安徽督办职位，张作霖一句“仍留我身边练兵”的回应，让他对张作霖的不满，进一步加深。 1925年10月，郭松龄赴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时，意外得知张作霖正与日本秘密谈判，计划以承认“二十一条”为代价换取军火，用于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他坚决反对这一做法，随后与冯玉祥的代表韩复榘达成反奉共识，又联合直隶督办李景林形成“反奉三角同盟”。 滦州会议上，多数军官，因曾受郭松龄治军时的关照选择支持他，但赵恩臻等4位师长及30余名军官明确表示拒绝。 郭松龄起初想枪决这些人以立威，经参谋长邹作华极力劝阻，最终将他们押往天津，交由李景林看管。 11月24日起，郭军拆毁昌黎至北戴河段铁路、炸毁山海关附近铁桥，切断京奉铁路交通，成功突破榆关防线并攻占秦皇岛。驻守当地的奉军张作相部伤亡惨重，被迫向绥中撤退。 此时的张学良陷入两难：他与郭松龄有师徒情谊，认同其革新想法，却又无法割舍父子关系。 于是他乘坐“镇海号”炮舰，前往秦皇岛试图劝和，在电报中提出“若有误会，可指定地点协商”，却遭到郭松龄拒绝。 此后，郭松龄多次致信张学良，称此举是“清君侧、助你成就大业”，张作霖无奈之下，罢免了杨宇霆，但郭松龄仍坚持进军，甚至处决了前来劝和的奉军将领姜登选，并将其遗体抛入滦河。 这一行为，引发奉系内部巨大震动，彻底断绝了和谈可能。 与此同时，“反奉三角同盟”也开始破裂。冯玉祥部不断东进，直逼李景林的直隶防区。 李景林随即倒向张作霖——不仅释放了被关押的军官、查封郭松龄在天津的办事处，还与山东督办张宗昌联手，将两部兵力合并为“直鲁联军”，从后方夹击郭军。郭松龄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后方防线很快崩溃。 张作霖趁机调整部署，恢复杨宇霆职务，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在辽西地区构建防御工事。12月初，辽西遭遇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海面结冰，反而为郭军进攻提供了便利。 郭军突袭连山奉军左翼阵地，仅用数小时便突破防线，攻占锦州，直逼沈阳。 消息传到奉天（今沈阳），商家与富户纷纷逃往日本租界，张作霖甚至备好汽油，计划焚毁机密文件后逃往大连。 要看就要一败涂地。张作霖以出让东北部分利权为条件，换取日本援助。随后，关东军出动军队与飞机轰炸郭军，并切断其补给线。 12月22日，郭军与奉军在巨流河展开决战，日军提供炮火支援，奉军凭借兵力优势形成压制，再加上郭军内部邹作华等将领倒戈，郭军迅速溃败。 12月24日清晨，郭松龄带着夫人韩淑秀，还有几名幕僚和200多名卫队逃走。他临走前，委托霁云军长收容余部，向沟帮子、锦州方向转移。他念及韩淑秀不会骑马，就放弃了骑马。他们化装成农民，坐着骡车赶路。 走出新民县约20里，他们遭到奉军王永清骑兵旅的追击。卫队战败，郭松龄夫妇藏在农家菜窖里，还是被搜了出来。 12月25日，张作霖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当天被运回沈阳，暴尸三日。 奉军经此一役，损失了四万多精锐，实力大减。张作霖保住了地盘，却因为依附日本，为后来的皇姑屯事件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