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是和平解放北京的功臣，但是事实没有如此简单。
1月23日，驻守北平的国军高级将领傅作义宣布起义。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
此前，傅作义通过中央社发布文告，抢在中共中央之前公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部分条款，但仅公布了全部协议正文加附件22条中的13条，回避了战败问题，以造成北平和平以傅作义为主的舆论。
毛泽东主席随即执笔，写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的公函，也称通牒。并在解放军接管北平后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其中将傅放在战犯，因战败毫无希望才谋求和谈，只能以求自赎的位置上。
这一公函的公开发表对傅作义如晴天霹雳。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中央接受，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
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中央分享权力的政权。
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
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
2月4日，国民党政府方面负责联络傅作义的军令部长徐永昌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
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
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党政府节制。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邵力子发现傅作义“甚苦闷”，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中央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
傅作义计划3月26日从北平西苑机场乘飞机赴绥远，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
3月26日当天，恰逢中共中央机关自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且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傅作义飞赴绥远的计划遂告吹。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易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人到机场迎接。
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秘密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最后策反傅作义，但傅作义因为美国援助无望而不愿在美苏战争爆发前贸然投蒋。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最后一日，根据徐永昌的回忆资料，傅作义再度会见徐永昌，对徐痛哭，向徐永昌递交了一份给蒋的呈文。
傅作义称：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产党联合，以求生存”。
傅作义称美苏战争的爆发不会远，建议轰炸电厂，说他计划利用合作农场，将自己手下的干部放入农村，以寓兵于农，保存实力，伺机而动。
傅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被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
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据徐记载，傅“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
同日，徐永昌于下午二时飞离绥远。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绥远和平解放”。同日，马鸿宾得到傅作义鼓励，自绥远飞回银川，即电令其子马惇靖率领国军第八十一军在中卫地区与解放军签定和平解放协定。
9月27日，北平更名为北京。
据中共方面当时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从绥远回到北平后随即向薄一波建议：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
薄一波记载：“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这就把傅作义留在了北平。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开始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毛泽东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认为这能使这批部队受新锻炼、新考验，进一步实现其解放军化，也对绥远地方实现解放区化更有利。这一建议获得中共中央采纳。
志愿军参战后将联合国军逼退到三八线附近，并一度占领汉城。当时，美苏之间形成默契，控制朝鲜战争为一场局部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蒋介石当时想遣军入韩参战，被美国严令禁止。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回忆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
据台湾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披露，1963年8月9日蒋中正日记记载：“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XX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9月、10月、11月，蒋介石日记均曾提到傅作义之事，但后来此事无疾而终。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傅作义便被周恩来列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点名保护起来。1974年，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