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牺牲后，妻子还被关押，陈诚为了报恩，3次给她减刑，不仅为她安排住所，还让吴石的孩子用“陈明德”的化名正常上学！ 1950年6月10日，吴石被处决于台北马场町，这位潜伏在国民党核心的“密使一号”倒在黎明前。其妻子王碧奎受牵连入狱，16岁的女儿抱着7岁的儿子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只能靠擦皮鞋换稀粥度日。 谁也没料到，此时执掌台湾军政大权的陈诚，竟在高压环境下暗中出手，为吴家撑起生存的希望。这并非偶然的恻隐，而是源自二十余年的袍泽深情与救命之恩。 这段情谊的根源，始于保定军校的师生之谊与北伐战场的生死相托。吴石是保定军校三期学员，陈诚为八期学员，早有师门渊源。 北伐战争期间，陈诚在前线高烧不退陷入昏迷，恰逢敌军逼近，时任同僚的吴石不顾自身安危，背着他在泥泞中跋涉三里路脱离险境，还拆了自己的棉衣为其御寒。 这份过命交情，陈诚此后数十年始终铭记于心，在讲究“袍泽之谊”的旧军队中，这种恩情早已超越普通同僚的界限。 1950年的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吴石案作为“头号通共案”，由最高层直接督办，军法处早已定好“斩立决”和“连坐”的基调。 王碧奎最初被判九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基本意味着要在牢里熬到油尽灯枯。陈诚此时虽身居“行政院长”要职，但在敏感案件上也不敢公然抗命，只能用“曲线救急”的方式步步为营。 1950年底王碧奎出狱时，连牢头都感叹：“这么大的案子，能活着出来还减了刑，你家肯定有大人物在背后保着。” 出狱后的王碧奎面临着更大的难题：没有住所，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吴健成才5岁，大点的吴学成、吴兰成也面临辍学，而且吴家因为“通共”身份，没人敢收留。 陈诚深知明着帮忙风险太大，于是找来了自己的贴身副官吴荫先，特意交代“就说你是吴家远房亲戚，从大陆逃难过来的”。他不仅让吴荫先给王碧奎安排了台北郊区的一处民房，还每月从自己的“特别办公费”里拿出50块新台币作为生活费——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三分之一的工资。 孩子上学的问题更棘手，“吴石之子”的身份一旦暴露，别说上学，恐怕连安全都成问题。陈诚思来想去，决定给吴健成改个化名。 他亲自定下“陈明德”这个名字，“陈”是自己的姓，“明德”取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既隐晦表达了自己的保护，又寄予了对孩子的期望。 为了让这个身份天衣无缝，他特意让吴荫先去道明教会学校办理入学手续，学费和杂费都由自己秘密承担。 吴健成后来回忆，他一直以为吴荫先是真的亲戚，直到1965年陈诚去世，吴荫先才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十几年的学费收据和陈诚的亲笔批示。 盒子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背面写着“1930年南昌，与吴石兄合影”。这时吴健成才知道，自己叫了15年的“陈明德”，背后藏着这样一段往事；那些每个月准时送到的学费，全是陈诚的心意。 很多人不解，陈诚作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为何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一个“通共犯”的家属？这其实和他的为人处世风格有关。陈诚一生信奉“恩义必报”，除了吴石的救命之恩，两人在军事理念上也颇有共鸣。 更重要的是，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陈诚的这些操作，既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没有违反原则——他始终没有干预吴石案本身的判决，只是在法律框架内为家属争取最大的宽容。 还有个常见的误区，认为陈诚帮吴家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其实并非如此。陈诚在政治上始终忠于国民党，但在个人私德上却很有底线。 1962年吴健成要上大学时，“陈明德”的化名需要更新档案，陈诚特意给台湾大学的校长写了张便条，只写了“该生品学兼优，望妥为照料”，没提任何特殊要求。 甚至在1965年肝癌晚期住院时，他还特意写了封信给警备总司令陈大庆，叮嘱“吴石后人若有出境求学之请，当予协助”。 这段往事直到2000年后才逐渐披露，随着陈诚日记和吴荫先回忆录的公开，人们才看清这段历史的全貌。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陈诚用自己的方式，在政治漩涡中守住了一份人性的温暖。 吴石为了信仰献出生命，陈诚为了报恩坚守道义，两个人站在不同的阵营，却都展现了人性中最珍贵的一面。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动人的地方——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恩义与良知永远不会褪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