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王挺说：“当年，我父亲得了重病，有天很晚了，丁志诚给我打一电话，说挺，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家呢，他说你来一趟吧，我说行，你在哪啊？我在北戴河呢，我说这也太远了吧，而且我也不明白他要找我干嘛，他就只说你来吧。 2005年的冬夜，北京五环外一间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王挺正啃着凉透的馒头。 窗外的风裹着寒气往屋里钻，暖气片只泛着一点温乎气，桌上还放着父亲的病历单。 那上面的数字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屏幕上跳着“丁志诚”三个字，他愣了愣才接起，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北方男人特有的干脆，没绕半句弯子。 后来王挺在多个采访里都提过这个夜晚，说那通电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当时暗无天日的生活。 那时候的他，刚从刑警岗位辞职没多久，满脑子都是给父亲治病的钱。 可他跑遍了北京的影视基地，连个龙套角色都难拿到。 他不敢跟朋友提难处，怕人家为难，更怕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碎了，可丁志诚的电话，偏就这么直愣愣地闯了进来。 挂了电话，王挺盯着墙角那辆二手旧车犯了难。 那车是他花三千块买的，刹车早就不太好使，副驾的窗户还关不严，开起来叮当响，朋友都劝他别开了，怕出危险。 可那天晚上，他没多想，揣了包纸巾就上了车。 夜色里，旧车的灯光在国道上晃悠，刹车片时不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全是汗，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丁志诚叫我，我就得去。 等他一身寒气地赶到北戴河，丁志诚早就在路边等着了，裹着件军大衣。 见他来，先递了杯热豆浆，没问他父亲的病，也没提拍戏的事，只说“饿了吧，带你吃口热的”。 宵夜摊的灯昏黄，锅里的炒面冒着热气，丁志诚一边给他夹菜，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家常，直到快散场，才把他拉到一桌人面前。 那桌坐着好几个导演和制片人，都是王挺只在行业新闻里见过的人。 丁志诚拍着他的肩膀说道，这是我兄弟王挺，以前是刑警，人踏实，演戏有股劲儿，你们有戏多想着他点。 王挺当时站在那儿，个子一米八几的大男人，眼眶突然就热了。 他后来跟人说，那时候他兜里连打车钱都快没了，觉得自己像个没人要的弃子，可丁志诚那句“我兄弟”，把他的自卑全给撑住了。 次日王挺要走的时候，丁志诚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是刚结的片酬，硬往他手里塞，让他给父亲看病用。 王挺急了，攥着钱往回推，他知道丁志诚看着风光，其实也不是大富大贵，自己怎么能要这份钱。 丁志诚没跟他争，只说“那你把卡号给我，我给你打十万”，虽然这话没成真。 可王挺开车回去的路上，眼泪就没停过，车还是叮咣响，可他心里那股子冷劲儿，慢慢散了。 没人知道，王挺能这么豁得出去赴约，跟他早年的经历分不开。 12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过苦日子，在学校被人骂“野孩子”。 但为了保护姐姐，他开始拼命锻炼，后来进了体校击剑队，再到考上警校当刑警，他早就习惯了“靠自己”。 可父亲的重病和千万负债，把他从“王警官”逼成了“北漂演员”，住出租屋、啃冷馒头、被剧组拒绝，这些难他都扛着。 直到丁志诚的出现，让他知道“原来有人会愿意拉自己一把”。 后来的日子，王挺把那股子刑警的韧劲全用在了拍戏上。 为了多赚点片酬给父亲治病，危险的动作戏他从不找替身，吊威亚、跳楼、近身爆破，别人不敢上的他都上。 2009年拍《高粱红了》更惊险，炸点提前引爆，他的脸和胳膊被严重烧伤，医生说“可能会毁容”，他躺在病床上没哭，只想着“要是不能演戏，父亲的债怎么办”。 也是那次烧伤，让他和父亲的关系有了转机。 父亲赶到医院，看着浑身缠满绷带的儿子，老泪纵横，一个劲儿地说“是爸对不起你”。 那是王挺第一次见父亲这样，心里的怨和恨，突然就软了。 后来他还清了所有债务，父亲握着他的手，话都说不利索，只重复着“好儿子”，那一刻，王挺知道，过去的苦，都值了。 这些年，王挺演过不少硬汉角色，《重案六组》里的丁箭、《狂飙》里的张彪，还有2024年《抗战中的文艺》里的田汉。 他凭《麦子的盖头》拿了百合奖最佳男主角，成了观众眼里的“实力派”。 可他没忘丁志诚，俩人不怎么在公众面前提对方，也没绑定营销，可谁都知道，当年那通北戴河的电话，是俩人情谊的开始。 如今52岁的王挺，早就有了幸福的家庭，妻子曾演过“塞娅公主”，女儿出生后，他把更多时间花在陪伴家人上。 他常说，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两件事，一是遇到丁志诚这样的兄弟，二是学会了原谅父亲、珍爱家人。 当年那些难，那些伤，现在回头看，如今也都成了滋养他的养分。 信息来源：BRTV发布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