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台湾地下党张志忠的照片。被抓后，他被折磨了4年，牙齿掉光，妻儿也遇难，国民党特务头目谷正文晚年说：张志忠是唯一一个让我敬佩的共产党人。 1954年3月16日，台北马场町，行刑队整装待发。 一位中年男人被带到刑场，脚步稳，背挺直。 面对枪口，他没有被蒙眼，也没有喊冤，只喊了一句：“新中国万岁！” 然后倒在冷风里，那一年，他才44岁。 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的名字才被重新写入烈士名录。 张志忠是嘉义人，从小聪明伶俐，家境殷实，本可当个老师、做点小生意、安稳过一生。 可他偏偏不安分，学生时代，他就因参加反日游行被捕，逃出来后辗转去了延安，在抗大学习。 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年轻、热血、眼神亮。 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宣传部门，干的是文字活，却心里装着一件事，台湾还没回来。 1946年，他主动请缨，要去台湾搞地下工作。 那时的台湾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白色恐怖正在酝酿。 张志忠带着任务、假身份，从大陆悄悄坐船过去。 在台北，他开了家药铺做掩护，表面上是做生意的人，实际上却是“台湾省工委”的副书记，负责武装线和统战工作。 他白天讲药理，晚上传密信，做得滴水不漏。 妻子季沄，是他最信任的同志，也是他最爱的女人。 她原本是上海一名女教师，受过高等教育，和他一样信仰坚定。 结婚后，她以中学教师身份潜伏，白天上课，夜里誊写情报。 两人常常几天不敢点灯，一有风吹草动，就互相递个眼神，心照不宣。 但那条地下通道，很快塌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蒋介石带着残军去了岛上，紧接着发布惩治叛乱条例，命令全面清剿共产党人。 真正的灾难从此开始，最致命的一刀，来自内部。 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把一千多名党员名单全交了出去。 那年，台湾的监狱一夜之间爆满，张志忠一家三口，也在名单上。 他们被连夜抓捕，妻子、三岁的儿子，一起。 谷正文，那个亲手指挥肃共行动的特务头目，见到张志忠第一句话就是：“你投降吧，我能让你一家都活。” 张志忠笑了笑：“我信仰的，不是能换命的东西。” 劝降不成，就上刑。 电击、水淹、拔指甲、老虎凳，一样没少。 后来连蒋经国都亲自去狱中劝：“你要是肯写份悔过书，你太太和孩子都能活。” 张志忠抬头看着他：“要帮我？让我快点死，就是帮我。” 蒋经国怔了几秒，什么都没说。 特务换了手段，把他的妻子带来，让他们当面见。 两人隔着铁栏，看着彼此，谁也没哭，张志忠悄悄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妻子的指尖。 那一瞬，他们都明白了：这可能是最后一面。 几天后，季沄被枪决，她只有29岁。 张志忠听到消息后，一晚上没说话。 第二天早晨，他敲门喊看守：“去告诉蒋经国，我还有话。” 蒋经国又来，问他想说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你们杀得了人，杀不掉信仰。” 之后的四年，他被折磨得形容枯槁，牙齿掉光，手指变形，却仍然没有交代半个字。 1954年，特务实在查不出东西，决定处决。 几十年后，参加过“肃共”的人老了，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张志忠是唯一一个让我敬佩的共产党人。” 这是敌人给的最高评价，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并不知道他死得多惨。 因为国民党在报纸上登出了一张合影，照片上有蔡孝乾等三名叛徒，也有张志忠。 上面的署名是“告全省党员书”，暗示他也叛变。 那份伪造的文件，让他背了几十年的“叛徒”之名。 直到九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档案解密，人们才发现，那张照片里的签名是伪造的，他从未写过。 1998年，张志忠和季沄终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可他们的孩子，却没能看到那天。 儿子小羊被叔父抚养，却从小被贴上“匪谍子女”的标签。 他一生自卑且孤僻，21岁那年在旅社自杀，女儿张素梅活到26岁，因癌症去世。 张志忠一家四口，没有一个走得安稳。 但他们用生命写下的信念，成了台湾地下党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人这一辈子，总得信一样东西。 张志忠信的是国家的未来，哪怕看不见结果，也要走到底。 他没留下豪言壮语，只有一句最朴素的真话：“让我快死，就是最大的帮助。” 那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极致的清醒。 因为他知道，死可以杀身体，但信仰不能被电刑、毒打或谎言击碎。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我们常说“和平来之不易”。 其实，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有人在黑牢里咬牙忍痛，是有人在刑场上喊出：新中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