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毛主席说过：“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毛主席高瞻远瞩，总览全局，睿智的头脑，深邃的目光，犀利而炯炯有神！ （参考资料：2017-02-16 人民网——人民论坛：不虑于微终成患） 提起毛主席的反腐，很多人脑子里立马蹦出几个被枪毙的大案，但光看到铁腕手段，那就太浅了，这背后其实是一套完整的治理逻辑，既有斩向腐败分子的“利剑”，更有时刻对准自己的“镜鉴”。 这套逻辑的起点，不是向外挥刀，而是向内自省，你敢信？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还会为两打香烟的开销感到不安，他担心的不是那点钱，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开了小口子，下面的部长、省长们会怎么想？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 这种极度的自我约束，贯穿始终，早在进城前，他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警告全党要警惕那些不拿枪的敌人射来的“糖衣炮弹”，在他看来，“治国就是治吏”，而治理官吏，首先得从最高领导人管住自己开始。 光靠个人自觉当然不够，还得有硬规矩，很多人不知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算是为制度反腐立下了雏形，那时候，一个红四军的司务长就因为强拿老百姓的猪肉被枪决了，这就是规矩。 到了中央苏区，规矩变得更清晰，一份第26号训令直接把标准量化了：贪污公款达到500元以上，就可能掉脑袋，这个标准可不是说着玩的，它像一把悬在所有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在延安时期的《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也得到了延续。 规矩立了，就看敢不敢动真格的，尤其是敢不敢对自己人下狠手，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队长黄克功，一个走过井冈山和长征的26岁战将，却因情感纠纷枪杀了一名16岁的女青年，军中不少人觉得他功劳大，希望网开一面。 但毛主席拒绝了求情，他的态度很明确：功是功，过是过，功劳不能当免死金牌，黄克功最终被处决，立下了一个“功不抵过”的铁律。 后来，战功累累的老红军肖玉壁，当上贸易局副局长后以功臣自居，贪污受贿超过3000银元，甚至把稀缺物资卖给国民党军队，他写信向毛主席求情，得到的回应正是黄克功的先例——没得商量。 最震撼的，莫过于刘青山、张子善案，当案件报告摆在面前时，毛主席极为痛心，他亲自批示死刑，并且特意嘱咐周总理，不准任何人来说情，这两位高级干部的倒下，真正让所有人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刚性。 所以你看，毛主席的反腐，其实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完整闭环，它始于最高掌权者的“镜鉴”自省，以不断完善的“规矩”为准绳，最后用不容挑战的“利剑”来确保执行。 这种个人道德、制度建设和司法实践三位一体的模式，其震慑力被评价为“管了几十年”，那句“谁搞腐败就割谁的脑袋，我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的誓言，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