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褚时健跑到地委，找到书记胡良恕直接了当：他干，我走，要我干，他必须走！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穷山沟里，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走得早，他十一岁就辍学帮妈干活，采野果、挑水、插秧啥都来。 那些年，山路弯弯绕绕，他背着竹篓上山，脚底板磨出老茧。抗日时候，他投身队伍，扛枪打仗，风里来雨里去，练就一身硬骨头。 1949年入党，新中国刚成立，他分到戛洒糖厂，从底层干起。推甘蔗车、调机器、修锅炉，十六年下来，从工人爬到厂长，把个亏损厂子扭成玉溪地区的标杆。糖产量年年涨，效益稳稳上台阶。 1950年娶了马玉芬，两人搭伙过日子，互相扶持。 1978年，他调到哀牢山农场，骑车巡视田地，蹲着看作物，很快就上手。胡良恕书记看中他这股实干劲儿，1979年10月点名让他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 那厂子建于1959年，设备老旧，产量低，政企不分，内部派系多，问题一大堆。褚时健上任前，就跟胡书记约法三章：一年内上访告状一律驳回，全权给他处理。 厂里头，林某当书记，对生产没半点兴趣，就爱抓权。褚时健一来，他就觉得位子不稳，工资调整出事儿，工人闹起来，他端茶杯就溜，啥责任都不担。 起初，褚时健觉得这人就是爱避风头，可后来发现，林某不光不干活，还花大把时间走访老员工，记下各种小不满，编报告往地委送，内容全是褚时健管人太严、决策不当啥的。目的明摆着，想把他挤走。 这事儿一出，工厂改革卡壳，设备更新计划搁浅，工人积极性低迷。褚时健干了半辈子企业，知道再拖下去，厂子就废了。 他没绕弯子，直接去地委找胡良恕，汇报林某不尽责、专搞小动作的情况。地委派调查组进厂，挨个车间问，访谈员工，核实事实。 结果证明，褚时健说的是实情，林某确实疏于本职，报告多是片面。没多久，林某调走，地委换来一位早年跟褚时健共事的老专员接书记。这人靠谱，两人一拍即合，班子稳了。 稳住后院，褚时健就开始动真格的。他调整中层干部，撤不称职的，换新人上，统一思想。推行“三合一”管理，把行政、生产、工会捏一块儿，效率立马上来。 设备落后是老大难，他用厂房抵押贷款，从银行拉来大笔钱，高薪请外地专家，引进德国、日本的烟草机器和技术。生产线改造，花了三年，税利增长30.63%。 到90年代中，玉溪卷烟厂冲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巨头，“红塔山”品牌价值332亿。褚时健这十八年，为国家创利税991亿，加上品牌，总贡献超1400亿。1993年，一年利税85亿，顶得上300多个中等农业县的财政总和。他拿下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这些荣誉。 后来，褚时健的路没那么顺。1995年，匿名信举报他贪污，1997年判无期，2000年减为18年。2002年保外就医，74岁了，他没闲着，跟马玉芬去哀牢山承包荒地种橙。从选苗、挖坑、施肥，一点不落。山高路远，条件苦，两人搭把手干。 十年过去，褚橙年产万吨，利润6000多万，成了“云南最好吃的橙子”，全国火。老百姓爱吃，品质稳，价格实惠。这第二春，证明他不光是烟王，还是橙王。 马云说，他身上有企业家精神；冯仑讲，从高处摔下来还能爬远，靠高标准严要求；王石直言，是他的粉丝，代表中国企业家那股在挫折中重生的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