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国军中将吴石被捕，6月，以“叛国罪”被枪毙。在他死后一周，16岁的吴学成带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赶出了出租房，流落台北街头，无人敢收留。 2000年的台北，梅雨季节的雨水敲打着窗棂，66岁的吴学成在整理旧物时，从樟木箱底层翻出一本泛黄的钢笔字帖。 封面是父亲吴石的字迹，写着“学成吾女，习字当如做人，宁折不弯”，墨迹虽已淡去，笔锋里的刚劲却仍清晰。 她指尖抚过字帖里父亲圈改的笔画，突然想起1981年在美国与大哥吴韶成争执时的话，“你们在大陆受照顾，我们在台湾什么都没有”，眼泪终于落在字帖上。 这一刻，她才真正懂了父亲当年的“倔强”，不是固执，而是藏在笔墨里的信仰。 时间回到1950年3月，台北军法处的铁门关上时，16岁的吴学成正趴在出租屋的窗台上，看着父亲吴石被押走的背影。父亲穿着军装，没有回头，她想喊“爸爸”，却被母亲王碧奎捂住嘴。 母亲怕她引来特务，只能死死抱着她，浑身发抖。三个月后，报纸上登出父亲被处决的消息，房东当天就来赶人，说“不敢留叛国者的家人”。 吴学成牵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走在街头，雨水混着眼泪往下流，她把弟弟护在身后，挨家挨户问“能不能借住一晚”，却没人敢开门。 直到第三天，叔叔吴荫先骑着自行车找到他们，把姐弟俩带回自家阁楼，还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这是你爸生前戴的钢笔，我从停尸间偷偷拿的，你收好。” 同一时间，南京中央大学的教室里，20岁的吴韶成正假装看书，桌肚里藏着那张登有父亲消息的报纸。他把报纸剪下来，夹在《资本论》的封皮里。 那是父亲临走前送他的书，扉页上写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有同学议论“吴石是叛国贼”，他攥紧拳头，却不敢反驳，只是把书往怀里又揣了揣。 后来学校分配工作，他被派到河南的小县城，有人劝他“跟你父亲划清界限，就能调去大城市”，他却摇头：“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这一待，就是20年，没升过职，没换过岗，却一直把父亲的书带在身边。 1956年，内蒙呼伦贝尔的医院里，吴兰成刚结束一台手术，摘下口罩时，嘴唇都冻紫了。医学院毕业的她，本可以留在上海，却因为“国民党将领后代”的身份，被分配到这零下30度的地方。 有次她发高烧，躺在病床上，想起父亲临走前给她的20美元，说“兰成要好好学医，救死扶伤”，突然就哭了。 她把那20美元换成零钱，一部分给牧民买药品，一部分攒起来，想着“万一弟弟妹妹来大陆，能帮衬他们”。 直到1973年，有人找到她，说“你父亲是烈士，身份之前没公开，是为了保护潜伏人员”，她才敢把那20美元的零钱找出来，包在红布里，像宝贝一样藏着。 1981年的美国洛杉矶，81岁的王碧奎站在厨房，给四个孩子做家乡的红烧肉。 吴学成看着大哥吴韶成身上的中山装，看着大姐吴兰成手里的研究员证，突然说：“你们在大陆有荣誉，有工作，我和健成在台湾，连父亲的骨灰都找不到。” 吴健成也红了眼：“如果父亲当年不那么倔强，我们家就不会散。”吴韶成没说话，只是把父亲送他的《资本论》拿出来，翻到扉页给弟弟妹妹看。 王碧奎看着孩子们，叹了口气：“你们父亲当年临走前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但我不能对不起国家’，你们要懂他。” 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病逝前，拉着吴健成的手说：“把我和你爸的骨灰送回北京，葬在一起，那里有他要守护的东西。” 次年，国家安全部把吴石的骨灰从台北寺庙接回，与王碧奎合葬在香山福田公墓。吴学成没去北京，只是让弟弟带了一束白菊，附了一张字条：“爸爸，女儿现在懂你了。” 2000年，吴学成在台北的旧宅里，把父亲的钢笔字帖和那支旧钢笔放在一起，还找了个相框，把父亲的照片镶起来，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她时常坐在相框前，给邻居讲父亲的故事，讲父亲是“为国家做事的英雄”。吴健成在美国退休后，每年都会回北京祭拜父母，还把父亲的事迹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海外的中文报纸上。 吴韶成退休后，成了河南当地的政协委员，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父亲的故事，说“做人要像你爷爷那样，有信仰，有骨气”。 吴兰成则把父亲的20美元和那本《资本论》捐给了博物馆，说“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 如今，北京香山福田公墓的吴石墓碑前，常有来自两岸的人前来祭扫。吴学成每年都会从台湾来北京，坐在墓碑前，给父母讲家里的事； “健成在美国挺好的，韶成大哥的孙子考上了大学，兰成大姐还在做慈善……”风吹过墓碑，像是父母在回应她。 那本钢笔字帖，她一直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写两笔，笔锋里的刚劲，越来越像父亲当年的样子。 信源：网易新闻 国军中将吴石被老蒋枪决，周总理临终前为何叮嘱:不要忘记吴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