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当南京军区司令，最喜欢建农场搞生产。一天，他路过安徽霍邱城西湖，随从人员知道他的喜好，献计说：“司令，这湖泄了水，可是办农场的好地方呀。离咱军区基地近，又不要占百姓的房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段日子有多难，老一辈的都记得。别说老百姓了，就是部队里，粮食也紧张得不行。南京军区有的部队，士兵一天的口粮定量降到了六两，训练的时候饿得直冒虚汗。许世友心急如焚，他从战火里爬出来，最看不得手下的兵饿肚子。军区后勤部门一统计，各师的存粮加起来，最多只够吃三天。 这下把将军给逼急了。啃过树皮、吃过草根的许世友，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朴素的念头：向土地要粮食！他立刻在军区号召：“我们军队要自己种粮，要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他自己就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地，种上了地瓜。你还别说，真让他种出了名堂。南京军区下属的西村农场，有个战士刨出来一个快二十斤重的大地瓜，这消息一下就传开了。许世友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马坐车赶到农场，把那个大地瓜抱在怀里，左看右看，嘴里不停地念叨：“好，好啊！”后来，他自己院里的地瓜也大丰收，刨出来一个十几斤的。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宝贝”送去北京给毛主席尝尝。 这份对粮食的渴望，或者说是“焦虑”，让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土地。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那天，许世友坐着吉普车在安徽考察，路过霍邱县的城西湖。这湖面开阔，水光潋滟，但在将军眼里，这晃动的水波底下，可全是宝贵的肥沃淤泥。随行的人了解他的心思，就出了个主意：“司令，您看这城西湖，要是把水排干了，那得是多好的一片农场啊！离咱们后方基地近，还不用占老百姓的地和房子。” 这话一下就说到了许世友的心坎里。他当即拍板，这事儿能干！他兴冲冲地找到了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本以为，这军地合作、解决粮食困难的大好事，肯定一拍即合。哪成想，一头撞在了南墙上。 曾希圣一听，当场就炸了，桌子拍得山响：“不行！许世友你手伸得太长了！在我的大别山里掏掏洞（指修建国防工事）就算了，现在又要我的城西湖？安徽的山山水水都快被你占光了！” 这曾希圣也不是一般人，在安徽说话一言九鼎。他为什么反应这么大？难道他不希望部队吃饱饭？当然不是。在他心里，装着一本比吃饭更沉重的账。 城西湖，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湖，它是淮河的“保险阀”。1954年，淮河发大水，安徽有五万多人遇难，曾希圣是亲历者，那惨状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正是城西湖这个天然的蓄洪区，像个巨大的盆一样，硬生生装下了上游奔涌而来的洪水，保住了下游二百万亩良田和无数百姓的性命。当时的中央防汛预案里，城西湖的战略地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在曾希圣看来，动城西湖，就等于拆了淮河下游一道保命的屏障，这是拿几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开玩笑。 而且，当年的水文测绘报告也说得很清楚，湖底的淤泥虽然肥，但平均厚度只有薄薄的0.6米，底下全是渗水性极强的沙土。这种地质，你把它改成农田，平时看着好好的，一到雨季，水排不掉，立马就是一片沼泽。 一个是从饿肚子的现实出发，信奉“人定胜天”，想用铁锹挖出个万亩粮仓；一个是从惨痛的历史教训出发，敬畏自然规律，要守住这条“保命线”。两个人，谁都没错，但他们的矛盾，却把咱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最纠结的一道难题摆上了台面：到底是眼前的“吃饭”重要，还是长远的“保命”重要？ 这场“博弈”，因为曾希圣的坚决反对，暂时搁置了。但许世友没死心。几年后，曾希圣调离安徽，新任省委书记李葆华来了。许世友又提起了这事，软磨硬泡。最终，军区的请求被批准了。 将军的执行力是惊人的。一声令下，陆军第六十军的一个步兵师、四个步兵团，加上近十一万地方民工，浩浩荡荡开进了城西湖。原计划两年的工程，他们只用了150天，就围出了13万亩的良田。当年垦荒，当年播种，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看着一车车金黄的粮食运出农场，许世友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然而，大自然很快就用自己的方式，给这次看似辉煌的胜利，上了一堂沉重而残酷的课。 1963年，淮河又发大水。当初曾希圣担心的事，原封不动地发生了。新开垦的农场转眼变成一片泽国，还没来得及收割的庄稼全泡在水里。更要命的是，那些笨重的收割机陷在泥地里，动弹不得，反而成了防汛的障碍物。这次的教训，是实实在在的。 后来的二十年里，城西湖的这片土地，就在“农场”和“湖泊”之间反复拉锯。最终，人们还是选择了“退田还湖”，把土地还给了自然。这代价是巨大的，不仅是当初投入的人力物力，更是漫长的生态恢复期。 其实，这种人与自然较劲的故事，何止一个城西湖？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湖北花费数十亿拆除了很多围湖造田的堤坝；前几年，鄱阳湖枯水期，又有人打起了裸露湖床的主意，在上面种起了萝卜。历史总是在用相似的剧本提醒我们，向自然过度索取，短期看是占了便宜，长远看，迟早要加倍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