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任时把广东治理得非常好，大搞城建：修了30几条马路，爱群大厦，海珠桥都是在他执政时修建的，此人反腐倡廉，重视教育民生，至少在广东的口碑很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广东人的复杂记忆里，陈济棠这个名字，总是伴随着一个响亮的绰号——“南天王”。 他的一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另一面，则是拥兵自重的“军阀”。 说到底，他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他治下的广东，就是他最看重的私有产业，他主政的八年，本质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经营活动，目标只有一个：把他这片“产业”做大做强，并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为了给自己的“王国”打好地基，陈济棠投入了血本，他一口气修了三十多条马路，让广东的公路总里程冠绝全国，这可不是纸面上的数字，城里的小贩感受最真切，他们推着车子在平坦路上飞跑，裤脚再也不会溅上泥点，他还建起了海珠桥、爱群大厦，百姓们会特地跑去参观，摸着桥墩感叹那份坚固。 这盘生意当然不只搞基建，他开设了水泥厂、纺织厂，建立了工业区，让“王国”有了自己的造血能力，同时，他深谙收买人心的重要性，他严惩贪腐，把一个贪污赈灾款的县长拉到街头示众，然后把追回的赃款换成粮食分给灾民，百姓当场高呼英明。 他大办教育，不仅筹建了中山大学，还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教育，每月甚至补助两斗米，这些，都是在为他的“产业”积累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民心。 有了坚实的家底，下一步就是筑起高墙，防止外人觊觎，物理上的墙，是他一手扩编的“粤军”，他让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步枪，专供自己的部队，当南京方面要求调兵抗日时，他用一句“广东需留兵保境”就给挡了回去，他的军队，是看家护院的，不是国家的国防力量。 精神上的墙，则更为隐蔽，他把“拥护陈总司令”这样的口号塞进了中小学课本里，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对他个人的忠诚，更有甚者，他任命官员的方式堪称一绝，不看履历看面相，不问能力问八字，这看似荒唐的迷信行为，其实是一种极致的权力手段，确保整个官僚体系里，都是对他绝对人身依附的“自己人”。 当这份“私产”面临真正的威胁时，陈济棠展现出了一个商人的终极现实主义，对他来说，什么主义、什么立场，都不如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来得重要，起初，他靠着“清党反共”赢得了蒋介石的支持，顺利拿到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可一旦蒋介石想削弱他的势力，他立马联合桂系，打出“抗日倒蒋”的旗号发动“两广事变”。 最能体现他这种商人逻辑的，莫过于他和红军那笔惊人的“交易”，当时，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却暗地里通过商人联系上了中共。 他清楚蒋介石的算盘，无非是想借红军之手消耗他的粤军，一石二鸟，于是，他索性跟红军签下“筠门岭协议”，一边向蒋介石索要每月六十万银元的军费，一边给红军让出一条通道，甚至秘密提供军火物资，这哪是打仗，分明是在商言商，用最小的代价保全自己的核心资产。 他用金钱和人情构建的“王国”，最终也因金钱而崩塌，蒋介石一纸三千万银元的支票，就让他手下的空军司令和军长们倒戈，众叛亲离之下，“南天王”的八年统治画上了句号，据说，在他逃往香港前，还特意命人从广东银行运走了一批银元，像极了一个企业家在公司破产前，转移走的最后一笔资产。 失去“王国”的国王，日子并不好过，日军占领香港后，为避免当汉奸，他狼狈出逃，扮过算命先生，当过饭馆厨子，途中甚至遇过海盗，等他再回到广东，昔日的部下故交早已换了副面孔，处处都是冷遇。 斯人已去，但他留下的遗产却实实在在地刻在了这片土地上，后来的广州人，走在他修的宽阔马路上，享受着便利，心里却五味杂陈，人们忘不了他发动的兵变带来的恐慌，也忘不了他打下的城市基础。 这位出身农家、参加过同盟会的老人，最终的归宿充满了宿命感，他是在为一所学校勘察校址时突发脑血栓倒下的，去世三十年后，遗骨被迁回湛江，与妻子合葬，终得“落叶归根”，或许，这片他经营了一生的“产业”，终究是他唯一的归宿。 主要信源：（胡必林，方灏．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