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在20世纪30年代初加速东北扩张步伐，石井四郎作为军医出身的军官，凭借细菌研究专长逐步获得高层青睐。他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20年代末进入陆军军医学校任教，专注于微生物实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满洲，建立伪满洲国，石井四郎抓住时机，向军部提交细菌武器开发提案。起初，他在哈尔滨郊外春江口设立简易实验室，测试炭疽菌和腺鼠疫菌在动物体内的传播机制。实验室条件简陋，仅有少数助手操作玻璃器皿，空气中充斥化学药剂气味。1932年，他的报告赢得陆军认可，项目获批扩展。次年，实验室迁至平房区废弃军营，占地数百亩，四周高墙林立，岗哨严密。石井四郎监督施工过程，指挥工人铺设铁轨运送设备。 到1936年，部队正式定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代号731部队，直属陆军省领导。石井四郎升为少将，掌控预算和人事安排，基地内兴建多层砖楼，包括病原体培养室、解剖间和焚尸设施。工作人员膨胀至数千人，主要为军医和技术人员，他们每日列队接受检阅，石井四郎强调保密要求。 部队扩张中，他频繁往返东京，向关东军司令部展示实验成果，如投放感染鼠模拟战场应用。通过这些演示，确保经费持续注入，基地演变为独立堡垒，外部干预极少。到1940年，731部队已成为细菌战核心支柱，石井四郎的权威无人能及。 石井四郎的个人品行早在军旅生涯中就显露端倪。他嗜酒成性，常流连风月场所，还涉嫌从滤水器制造商处收受贿款，这些行为一度导致宪兵逮捕关押，直至高层干预才免于起诉。这种放纵在部队掌控后进一步放大，利用后勤补充名义，从伪满洲国周边乡村和城镇征集大批年轻女性。这些女性多为18至25岁贫苦出身，被军车运入基地，表面分配洗衣或厨房任务，实际许多人沦为石井四郎及军官发泄工具。 他视女性为附属品，拒绝者直接威胁送往实验区，那里等待她们的是细菌注射或活体解剖。部队内部由此滋生扭曲习俗，军官为求晋升，常主动献上此类“贡品”，形成不成文规矩。石井四郎的专属宅院超出军官规格，从日本本土运来丝绸和酒类，用于私下宴饮。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其虚伪，他口头宣扬军纪，却纵容下属效仿，基地风气败坏至极。权力失控下，他的色欲不再是个人瑕疵，而是军国主义体制默许的产物，当一人能随意决定生死时，人性黑暗面便彻底释放。 梅毒试验中，技师注射病原体后记录症状演变，忽略任何医疗干预，旨在积累战场应用数据。类似暴行覆盖活体解剖、冻伤测试和毒气中毒，石井四郎亲自审阅报告，确保成果上报军部。这些行为源于日本军国主义“强者为尊”理念，只要提供细菌战情报，他的私欲就获默许。部队驻地平房区成独立王国，经费不受限，连关东军高层也少有干涉。 战时731部队规模持续膨胀，石井四郎升任中将，指挥下属分支机构，如100部队和1644部队，分布东北多地。这些分队复制总部模式，进行局部细菌散布测试，如在宁波投放鼠疫跳蚤，导致当地疫情爆发。石井四郎的色欲在这种扩张中愈发张扬，他从不视女性为个体，稍有不顺即施以惩罚，强化服从。军官层效仿，形成晋升链条，中层人员常交换“资源”以示忠诚。这种风气渗透基层，技师在实验间隙也参与其中，基地整体道德崩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