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文建议王琳：“你房子这么大，可以去把父母接回家住。” 王琳直接拒绝：“能给父母安排养老院，就已经仁至义尽了。” 这句利落的回应里，藏着她从七岁到五五岁，横跨近五十年没愈合的原生家庭伤口。 父母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却把重男轻女的偏见过成了日常，让她在自己家里活成了 “外人”。 七岁那年，王琳第一次踏进父母在城里的家，迎接她的不是拥抱，而是母亲指着客厅的沙发说：“以后你就睡这儿。” 那时弟弟刚满两岁，有一间带小书桌的卧室，而她的 “床” 是每天要被全家人坐、堆满杂物的旧沙发。 晚上她蜷在沙发角落，能闻到弟弟扔在扶手上的臭袜子味，想挪开却不敢。 前一天她只是把袜子放进洗衣篮，母亲就唠叨了半小时 “女孩子就是事儿多”。 父亲永远坐在书桌前看书，不管家里的争吵，也从没过问她在沙发上睡得舒不舒服。 十三岁，她第一次有了反抗的念头。那天学校要交八十元校服费，母亲给弟弟买了新球鞋，却对她说 “家里钱紧，校服凑活穿旧的”。 她看着弟弟脚上亮闪闪的球鞋，突然问 “为什么弟弟什么都有”，母亲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说 “你是姐姐，让着弟弟天经地义”。 那巴掌打得她耳朵嗡嗡响，她没哭，只是盯着母亲，心里第一次冒出 “要离开这个家” 的想法。 十七岁，她真的开始行动。高考前半年，她每天五点起床背课文，晚上在路灯下刷题，连饭都端着碗在书桌前吃。 有次母亲催她给弟弟洗校服，她头也没抬说 “要复习”，母亲又要动手，她猛地抓住母亲的手腕，嘴角还沾着被打出血的痕迹，却一字一句说 “再打我，我就还手”。 母亲愣住了，那之后没再动过她，却也彻底冷了脸，家里的饭桌上再也没给她留过位置，她只能自己煮泡面吃。 拿到上海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天，她没跟家里说，自己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就走了。 大学四年，她很少回家，寒暑假要么留在学校打工，要么去剧组跑龙套。被选去苏联留学时，她只给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父母也只回了一句 “注意安全”。 她在国外学会了自己修水管、扛行李，生病时一个人去医院，慢慢习惯了不依赖别人，毕竟从小到大都没人可依赖。 二十五岁，她第一次结婚。对方是比她大三十岁的港商，见了三次面就求婚了。 身边人都劝她想清楚，她却觉得对方说话温和，会给她夹菜，像极了她想象中父亲该有的样子。 可结婚后才发现，两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他不懂她拍戏的辛苦，她也不理解他商场上的算计。 一年后离婚，她没哭，只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很快凭一部剧火了起来。 三十岁，她第二次结婚。这次的丈夫是同行，懂她的职业，也心疼她的过去。 她以为终于能有个家了，可随着儿子出生，两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还是分开了。 这次离婚让她消沉了很久，直到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她才重新振作，她发誓要给儿子全部的爱，绝不让他像自己一样长大。 这些年，她把儿子带在身边，拍戏时也尽量带着，儿子的家长会、生日会从没缺席过。 儿子上大学后，家里空了下来，她才想起父母年纪大了，于是给他们找了最好的养老院，每月按时打钱，每周去看一次。 可每次见面都很尴尬，母亲只会问 “弟弟最近怎么样”，从没过问她累不累、身体好不好。 有次她感冒发烧，想让母亲来家里陪一天，母亲却说 “我还要给你弟弟带孩子，走不开”。 现在她五五岁了，房子很大，有很多空房间，可她从没想过接父母来住。 不是狠心，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相处，她试着跟母亲聊小时候的事，母亲只会说 “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提它干嘛”；她想给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却说 “你弟弟说这个牌子不好”。 她终于明白，有些伤口不是时间能愈合的，有些关系也不是努力就能修复的。 给父母安排好养老院，按时看望，尽到赡养的责任，对她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信源：《姐姐当家》 王琳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