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上海，穿着棉袍的陈赓低着头走在人行道上，右腿膝盖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每一步都得刻意控制着跛行的幅度。 他刚从霞飞路上的霖生医院出来，口袋里那张"桐油商人王先生"的身份证明，边角已经被手心的汗濡湿了。 这家由牛惠霖兄弟创办的医院，此刻成了他最安全的庇护所。牛惠霖是留英归来的医学博士，在一战时还当过英军的外科主任，一手骨科技术在上海数一数二。 这位医生是宋庆龄的表亲，对共产党人向来抱有同情。去年"一·二八"抗战时，牛家兄弟就把医院改成临时伤兵站，救过不少十九路军的士兵。 这次陈赓从鄂豫皖苏区辗转来沪，就是靠着宋庆龄的暗中安排，才住进了这家医院的侧楼病房。护士每次换药都会用英语低声嘱咐注意事项，这既是专业习惯，也是为了防备可能混入的耳目。 转过麦高包禄路的街角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陈赓你咋了？"这声问话像冰锥子似的扎过来，让陈赓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心里头一紧，脚步却没停，只是放慢了速度，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圈。不到两秒的工夫，他缓缓转过身，脸上堆起商人特有的那种略带不耐烦的笑容，像是被认错人的路人。 看清那张脸的瞬间，陈赓心里暗叫不好，是冯世安，黄埔一期的同窗，只是毕业后一个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个投了蒋介石的阵营，近十年没再见过面。 冯世安的眼睛里先是惊讶，接着就透出审视的光。陈赓注意到他肩章上的星徽，知道这位老同学现在官阶不低。 他故意把棉袍领子往上提了提，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开口："这位长官莫不是认错人了？我姓王，做点小生意的。"说话时还特意佝偻了些身子，让跛行看起来更像常年跑码头落下的毛病。 冯世安往前凑了两步，声音压低了些："我不会认错，你是陈赓。黄埔一期的，当年在战术课上还跟教官辩过输赢。"他的语气里带着肯定，眼神却有些复杂。 陈赓看到冯世安的手在腰间的枪套上碰了一下，又松开了。 "长官真会开玩笑。"陈赓脸上的笑容不变，心里却在打鼓。他想起五年前在上海搞特科工作时，也曾在公共租界遇到过国民党特务，那次是靠一口地道的沪语蒙混过关。 但这次面对的是知根知底的老同学，难度完全不同。他索性把手里的布包往胳肢窝夹了夹，露出里面用油纸包着的点心："刚去给住院的伙计买些糕点，长官要是不信，问问旁边烟纸店的老板就晓得了。" 冯世安的目光扫过他的腿，又落到他那双沾着泥点的布鞋上。沉默了片刻，他突然笑了笑："可能真是我眼花了，抱歉打扰先生。" 说完朝卫兵摆了摆手，转身就要走。陈赓刚松了口气，却见冯世安又回过头，快步走过来把一个纸包塞进他手里："先生掉东西了。"不等陈赓反应，这位老同学已经带着卫兵消失在街角。 捏着手里沉甸甸的纸包，陈赓心里明白那是什么。他没立刻打开，转身拐进旁边的小巷，确认没人跟踪后才钻进一家茶馆。 临窗坐下后，他借着喝茶的功夫打开纸包，里面是十块银元，在当时够普通人家过一个月。望着窗外穿梭的人群，陈赓端着茶杯的手有些发烫。 他知道冯世安认出了自己，那句"掉东西了"不过是给双方留个体面。 回到医院时，牛惠霖正在病房等着他。这位医生刚做完一台手术，摘下口罩说："巡捕房的人上午来查过户口，说是例行检查。"陈赓点点头，把遇到冯世安的事简单说了说。 牛惠霖听完皱起眉头："这里不能久留了，我已经让弟弟联系了别的住处。"这位医生一边给陈赓的伤口换药，一边用英语低声说，最近法租界里多了不少便衣，都是冲着共产党来的。 其实陈赓心里清楚，上海这地方藏不住人。他从1928年就开始在这里搞地下工作，对这片土地又熟悉又警惕。 这次因为在扶山寨战斗中被流弹击中膝盖，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实在没办法才来上海求医。 牛惠霖已经给他做了两次手术，每次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但比起苏区的医疗条件，这里已经是天堂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陈赓按约定去中国大戏院赴约，想托人把冯世安给的银元转交给地下党组织。 刚走出影院大门，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窜出来把他抱住。"陈赓同志，可算找到你了！"这声喊让他心里咯噔一下，转头才发现是叛徒陈连生。 没等他挣脱，几个巡捕就围了上来，冰凉的手铐铐住了手腕。 在英租界老闸捕房里，陈赓起初还坚持说自己是商人王庸。直到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他才坦然承认身份。 审讯他的军官里，有好几个都是黄埔校友，有人劝他"归队"，说校长蒋介石不会亏待老同学。陈赓只是冷笑，说当年东征时背着蒋介石突围，可不是为了让他今天来屠杀共产党人。 后来宋庆龄亲自去南京斡旋，拿着陈赓当年救蒋介石的证据据理力争。或许是念及旧情，或许是怕舆论谴责，蒋介石最终没下杀手。 多年后，陈赓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经历，只说那次偶遇让他明白，即便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人性的微光也从未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