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韩先楚站在红安破旧的县委招待所，望着满屋披着破棉絮的老乡，电话拿起

1981年冬，韩先楚站在红安破旧的县委招待所，望着满屋披着破棉絮的老乡，电话拿起来就一句话：“传我命令，马上调五万件军大衣送回红安。”他下完命令，眼圈红了，转头看秘书：“从我工资里扣，钱不够就扣我儿子的，再不够扣我孙子的。”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那时候红安正被大雪封山，韩先楚是悄悄回来的。他没通知任何人，只带了一个秘书，从兰州坐火车到武汉，再转汽车，一路颠簸到红安时已是晚上。 县委不知道他回来，镇里也没人迎接，他就直接住进了老屋。那屋子墙角结霜，灯还是秘书临时接的电线。 六十八岁的他腿脚不好，拄着拐杖，可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走访。他走了吴家冲、双石桥、七里坪三个村子，总共二十七户人家。 在吴家冲村口，他碰见一个老汉，穿破棉袄，脚上绑草绳，头发花白。韩先楚盯着他看了几秒，喊出名字：“陈尊友？”他们小时候一起放过牛，还偷过农场的红薯。 走进吴海洲家，屋里冷得哈白气。两根木棍支着块塑料布算门，床上躺着吴海洲的妻子，盖薄被，手脚冰凉，脸色发青。 吴海洲低头说她就睡一会儿能好，韩先楚伸手进被窝，摸到一手冷汗。他回头对秘书说：“她冻昏了。” 转到闵永进家，院子里有个孩子穿单衣蹲地上写字，纸是旧作业本撕的，膝盖冻得通红。屋里土灶没生火，炕冷得坐不住。 韩先楚问你们冬天就这么过？闵永进说实在没别的法子。韩先楚脱下自己的军大衣递过去，闵永进不肯要，说穿不了这个。韩先楚把大衣放炕上：“这不是军人的，这是你应得的。” 那天他走了四户人家，三户屋里温度零下三度。第五户墙上贴张白纸，写两个名字“陈玉兰、吴长林”，后面画十字，村民说那是年前冻死的。 红安那时候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平均每人只有两套衣服。冬天全靠往棉袄里塞稻草和破棉絮御寒。 韩先楚回到招待所，县委书记连夜赶来解释，说国家也困难，县里也尽力。韩先楚摆手：“我不是来听解释的。” 那天晚上他坐在房间里一句话不说，拿毛笔写了三页纸，最后一行写着：“我愧对红安十四万烈士。”纸上留着泪痕。 在红安县委招待所，韩先楚翻着笔记本，上面记着二十七户人家的详细情况。他突然对秘书说给兰州军区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直接对后勤部副部长说，红安需要五万件军大衣，立即调拨。对方询问是否是正式指令？他说：“正式命令，明天出库，后天装车。” 对方犹豫说这不符合程序，韩先楚打断他：“从我工资里扣，不够扣我儿子的，不够扣我孙子的，直到扣完。” 五天后，一列闷罐火车开进红安县站。搬运工老张扛第一件大衣时差点闪了腰——后来才知道每件大衣里都多塞了条旧毛毯。 韩先楚亲自在车站监督卸货，然后调度三辆解放牌卡车，把大衣送往七里坪、吴家冲、檀树岗三个公社。 在七里坪发放点，他坚持检查每件衣服有没有破口，扣子是否齐全。村民排队领取时他站在边上，非要看着每个人穿上。 开春后，韩先楚收到个布包，里面是五万颗炒熟的花生，每颗都剥得干干净净。附信上写：“将军，红安人嘴笨，只会用这土办法暖您的心。”他把花生分给警卫员，自己留了颗含在嘴里，甜得直皱眉。 后来韩先楚的工资单上多了行字：扣除红安军大衣款叁佰元整。会计偷偷给他补钱，他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算清账目：“差一分钱，我百年后都没脸见红安的乡亲。” 1986年他病重住院，叫妻子取来一份1950年代的红安县手绘图。他点着地图说这条沟我小时候下去掏泥鳅，又说把我葬在红安。 第二年清明，骨灰下葬红安烈士陵园。群众自发送行，七里坪、吴家冲、檀树岗三地的学生穿着绿色外套，胸前佩红布条，上写：“老区不忘老将军。”旁边一张纸写着：“若有欠缺，后代偿还。” 现在红安被称作“将军县”，出了二百二十三位将军。韩先楚的名字排在第一排中间，纪念馆里摆着那件穿旧的军大衣，左胸口绣着五角星，衣领磨破。 灯光打在玻璃罩上，一动不动，像那年封雪中的人群。 信息来源： 金台资讯《韩先楚将军的红军岁月》 中国军号《“故乡历史的艺术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