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藤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没有多说一句话，而是举起了自己的枪，只听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1938年3月，那时候的藤县，就是个鬼门关。守城的，是咱们川军122师。师长叫王铭章，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川军，你懂的，装备在全国军队里是出了名的“丐帮”级别。人家中央军拿的是德械，咱们川军手里最好的家伙，可能就是那杆“汉阳造”了，有的兵甚至还扛着清朝留下来的“老套筒”。士兵们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是单衣，很多人从四川一路走到山东，连顿饱饭都没吃过。 就是这么一支部队，被死死地摁在了藤县，挡在了日军精锐部队——矶谷师团的面前。 打了三天，城墙都快被炮弹削平了。王铭章师长站在东关城楼的豁口上，举着望远镜，眼珠子都红了。他瞅见的，是一千多米开外，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那就是日军第10联队的联队长，龟尾寿三。这家伙正挥着军刀，跟旁边的人指指点点，那股嚣张劲儿，隔着一公里都能把人活活气死。 王铭章放下望远镜，喉咙里像堵了团火。他回头问身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 这话问的，其实有点赌气的成分。他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别说一千多米，那时候的汉阳造步枪，标尺射程也就五六百米，子弹飞出去早就不知道偏哪儿去了。 但他身边的副官，连个“难”字都没说。 这位副官，有的史料记载叫张宣武，也有的说是李绍坤，但无论叫什么，他接下来干的事，绝对能写进教科书。他没回话，只是默默地举起了自己那杆宝贝疙瘩一样的汉阳造。这枪跟他一样，几天没歇着，枪身滚烫，上面全是硝烟和尘土。 他找了个墙垛子当支架，眯起一只眼，开始瞄准。整个战场炮火连天，可在他身边，仿佛瞬间就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身上。 第一枪，子弹打在了龟尾寿三的马前，惊得那马人立而起。龟尾寿三非但不怕，反而勒住马，更加得意地朝城头这边望，像是在看一场笑话。 副官没理他，拉了一下枪栓，退弹壳，重新上膛，整个动作沉稳得不像话。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再次瞄准。 第二枪，又偏了点。这下，对面的日军军官们甚至发出了哄笑。在他们看来，这纯属穷途末路的瞎折腾。 王铭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没催，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打一个鬼子那么简单，这是在打一口气，打出川军的尊严。 副官像是入定了，外界的一切都干扰不到他。他心里默算着风速，算着子弹下坠的弧度。这些东西，书本上没教过，全是拿命在战场上换来的经验。 风，似乎停了那么一秒。 就是现在！ 第三声枪响，清脆又决绝。 一千多米外，那个不可一世的龟尾寿三，身子猛地一晃，像个破麻袋一样，直挺挺地从马背上栽了下来。 整个战场，真的就安静了三秒钟。连鬼子的炮火都好像哑火了一瞬。城头上的川军弟兄们，先是愣住了，然后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吼声：“打中了！打中了！”那股高兴劲儿，瞬间冲散了几天几夜的疲惫和绝望。 龟尾寿三一死，日军的指挥系统当场就乱了套。一个联队长在前线被一枪撂倒，这在日军内部是奇耻大辱，也让他们的进攻节奏彻底被打乱。 日军像是被彻底激怒的野兽，发动了更疯狂的报复性进攻。飞机、重炮、坦克，把整个藤县犁了一遍又一遍。战斗进入了最惨烈的巷战。川军弟兄们用血肉之躯去堵城墙的缺口，用大刀和刺刀去跟坦克拼命。 3月17日下午，日军攻入城内。王铭章师长在指挥战斗时，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他用尽最后力气，举起手枪，不愿受被俘之辱，壮烈殉国。他牺牲后，城内剩余的几百名川军将士，也全部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 整个122师，五千余人，除了极少数突围，几乎全部战死。 藤县，最终还是丢了。 藤县这块硬骨头，日军原计划一天拿下，结果被死死拖住了四天多。这宝贵的四天，给谁争取了时间？给了李宗仁。正是因为王铭章和他的川军在藤县的死战，中国军队主力才得以在台儿庄完成集结和部署。 二十多天后，台儿庄大捷，歼敌一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所以，藤县保卫战，不是一场孤立的失败。它是一块奠基石，一块用五千多川军将士的血肉铸成的、通往台儿-庄大捷的奠基石。李宗仁后来评价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