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学大师钱穆，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新婚夜，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1949年的春天，那时候的钱穆，还在江南大学教书。太湖边的柳树刚冒出新绿，一切都看着生机勃勃。因为时局动荡，他寻思着先去广州躲躲，就跟同事唐君毅先生一块儿南下了。 走的时候，他行李都没带几件。心里想着，估计也就几个月，等风头过去，就回来跟老婆孩子团聚。他最小的女儿钱辉那年才9岁，因为长年在外教书，跟孩子们本就不算亲近。钱穆心里还盘算着，等回来了，一定得好好尽尽当爹的责任。 可谁能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他再也没能踏上大陆的故土。 先到广州，后转香港。一开始，钱穆还天天盼着把妻子张一贯和五个孩子接过来。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收到了儿子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对他来香港的事儿只字不提，反而附上了一张批判他的报纸。上面骂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他瞬间明白了，那个家，那个有贤妻、有五个娃的家，他是真的回不去了。政治的鸿沟，已经深深刻在了父子之间。 他看到大批青年因为战乱涌入香港，无学可上，心里着急。他觉得，越是乱世，中国文化的根越不能断。 于是，他一咬牙，联合几位学者，在1950年创办了“新亚书院”。没校舍，就租房子；没经费，就四处化缘。那真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想在香港这片“文化沙漠”里，为中国文化点一盏灯。 也正是这盏灯，照亮了他和胡美琦的缘分。 胡美琦，那可是正经的大家闺秀。她父亲胡家凤曾是江西省的高官。一家人同样是为躲避战乱来到香港。胡美琦本来在厦门大学念书，学业也被迫中断了。到了香港，她父亲坚持让她继续读书，挑来挑去，就看中了钱穆办的新亚书院。 胡美琦在新亚书院选修了国学课，正好是钱穆教。钱穆先生讲课，那种醇厚的学者气质，那种对历史信手拈来的通透，一下子就抓住了胡美琦的心。她成了钱穆最忠实的“粉丝”。 缘分这东西，特奇妙。胡美琦在新亚没待多久，全家就去了台湾。本以为师生情谊就此画上句号，结果命运又安排了一出戏。 钱穆为了给新亚书院筹款，经常往返于港台之间。1952年，他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演讲，讲得正起劲，屋顶突然塌了！水泥块直接砸在他头上，当场血流不止，差点就没命了。 钱穆养伤那段时间，胡美琦几乎是天天报到，照顾得无微不至。一个年近花甲、妻离子散的孤独老人，在最脆弱的时候，身边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青春、体贴的姑娘。俩人从聊学问、聊演讲稿，慢慢地，也开始聊起了生活。胡美琦会陪他散步，会盯着他按时吃饭，治他的老胃病。 那四个月的相处，对钱穆来说，是颠沛流离大半生里，难得的一段安稳时光。 伤好后，钱穆回了香港，胡美琦则追随他的脚步，也回到了香港，来到钱穆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她没要任何名分，就这么默默地，当起了他的生活秘书和学术助手。这一陪，就是四年。 到了1956年，钱穆61岁，胡美琦27岁。钱穆心里清楚，他回大陆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眼前这个姑娘，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了自己这个糟老头子。他必须给她一个名分，一个家。 于是，他们结婚了。 新婚之夜，红烛摇曳。钱穆看着眼前这位年轻貌美的妻子，心中百感交集。他为胡美琦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可就在这份欣喜之中，巨大的失落感也瞬间涌了上来。眼前的美好，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他所失去的一切。在遥远的故乡，有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有他亲生的五个孩子。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还在恨他吗？他这个丈夫、这个父亲，缺席了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 婚后的日子，并不富裕。他们住在九龙的难民区，屋里堆满了书。但精神上，却是无比丰盈。白天，钱穆写作，胡美琦操持家务；晚上，两人就去海边散步，聊学问，聊人生。 1967年，他们移居台北。钱穆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前，后来更是因为青光眼导致双目几近失明。这时候，胡美琦就成了他的眼睛，他的手。 钱穆晚年的许多煌煌巨著，比如《朱子新学案》，都是他口述，胡美琦一字一句记录、整理出来的。 更难得的是，胡美琦对钱穆的过去，抱持着最大的理解和尊重。1980年，两岸关系稍有松动，他们终于和大陆的子女取得了联系。在香港见面时，胡美琦拉着钱穆小女儿钱辉的手，热切地说：“你父亲平常念叨最多的就是你。”而钱穆在信里，也不忘叮嘱女儿带些胡美琦爱吃的花生。 1990年，95岁的钱穆先生安详离世。胡美琦用自己余下的22年，做了两件事：一是整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钱穆全集》；二是完成了丈夫的遗愿，亲自到苏州太湖西山，为他选了一块能望见故乡的墓地。 2012年，胡美琦去世，享年83岁。她一生未育，却留下了54册著作。钱穆的子女们将她的骨灰带回大陆，与父亲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