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个人再坏，也没有杀汉献帝。他的儿子曹丕，也没有杀汉献帝，而是禅让完后，将其

曹操这个人再坏，也没有杀汉献帝。他的儿子曹丕，也没有杀汉献帝，而是禅让完后，将其贬为山阳公，汉献帝做山阳公后，还活了几十年，妻妾成群，子孙兴旺。再看看司马家族，江山是别人的，身无寸功。 公元260年，年轻的魏帝曹髦，率数百仆从持剑高呼“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欲诛权臣。 未出宫门，便被司马昭心腹贾充指使成济以长戈刺穿胸膛，殒命当场。 此情此景，与四十年前曹丕躬身接过汉献帝刘协禅让玉玺的“平和”一幕，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曹操，这位被后世冠以“奸雄”之名的枭雄，一生功过至今聚讼纷纭。 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诛董承、杀伏后，手段不可谓不凌厉。 然而，无论权势如何熏天，他始终未对名义上的君主汉献帝刘协举起屠刀。 即便在彻底架空皇权，扫平北方群雄之后，曹操仍止步于魏王。 这并非心慈手软，而是深谙政治智慧的体现。 他知道弑君的下场，所以保留了汉献帝，以汉臣之名行帝王之实。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继位魏王。 他迅速策划了一场“禅让”大戏。 群臣“劝进”，汉献帝“主动”三让，曹丕“谦逊”三辞，最终在繁阳亭完成权力交接。 程序“完备”，极力营造天命所归、和平过渡的假象。 曹丕登基后，并未对逊帝刘协赶尽杀绝，而是封他为“山阳公”，准他奉汉正朔，用天子车服郊祀天地，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 表面上看，这是新朝君主对前朝废帝的“优渥礼遇”。 曹丕那句“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的宣言，更显“宽宏大量”。 但此举背后，是曹丕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知。 杀刘协，徒增恶名，留洛阳，恐生事端，放山阳，既可彰显新朝仁德，又能彻底断绝汉室余脉的念想。 刘协退位后，在山阳郡悬壶济世，开馆授徒，安享天伦，得以善终，享年五十四岁。 曹氏父子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了朝代更迭，反观司马家族，谋权篡位更加血腥。 司马懿受曹丕、曹叡两代君主重用，官至太傅，托孤重臣。 然而，在高平陵之变中，他却趁曹爽兄弟陪同少帝曹芳谒陵之机，发动政变，诛杀曹爽及党羽，夷灭三族，开启了司马氏专权之路。 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对曹魏宗室及忠于曹氏的势力进行了残酷清洗。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公元260年的“高贵乡公之难”。 魏帝曹髦，宣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亲率宫中卫士及奴仆数百人，鼓噪而出，欲讨伐司马昭。 行至宫门，遭遇司马昭心腹贾充所率中护军阻拦。 冲突中，贾充指使太子舍人成济，公然以长戈刺穿曹髦胸膛，使他当场毙命于御辇之上。 弑君！这在儒家伦理纲常被视为大逆不道、人神共愤的滔天罪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都城街头发生。 司马昭为平息众怒，将成济作为替罪羊诛杀灭族，但弑君夺权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无可掩饰。 他们的手段残忍成都，远非曹氏父子“和平禅让”可比。 司马昭死后，儿子司马炎依样画葫芦，公元265年迫使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 为何同是权臣篡位，曹氏与司马氏对待前朝君主的态度差异如此巨大？ 其一，权力来源与底气不同。 曹操的基业，是自身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凭借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剿黄巾、讨董卓、灭袁绍、平吕布，历经百战，一刀一枪打下来的。 司马氏缺乏曹操那样开疆拓土、奠定基业的显赫军功，统治合法性先天不足，故对前朝势力充满恐惧与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以绝后患。 其二，时代背景与舆论压力差异。 曹操、曹丕父子活动于汉末三国初期，汉室四百年正统观念仍有强大影响力。 袁术贸然称帝旋即败亡的教训在前，使曹氏在处理汉献帝问题时不得不格外谨慎，禅让仪式力求“完美”，以减轻舆论压力。 而司马氏夺权时，曹魏本身得国也不过四十余年，且同样是通过“禅让”从汉室手中取得，其正统性本就不如汉室深厚。 其三，家族文化与个人心态迥异。 曹操虽被斥为“奸雄”，但人雄才大略，文采斐然，有包容气度，内心深处或存一丝对汉室旧秩序的复杂情感。 曹丕亦受父影响，注重文治与名声。 司马懿则以隐忍阴鸷著称，子孙在夺权过程中展现出更为冷酷、务实乃至残忍的特质，更信奉强权与暴力，对道义名声相对淡漠。 司马昭在曹髦死后那句“成济竖子，敢弑天子乎？”的推诿之辞，尽显虚伪与冷酷。 历史的天平，最终给出了它的评判。 曹魏虽亡，但曹氏父子的政治军事才能、文学贡献及在汉魏嬗代中相对“克制”的表现，仍为后世部分史家与文人所称道或至少有所保留。 反观司马氏，虽统一三国，建立晋朝，但内部矛盾重重。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儿子晋惠帝司马衷昏聩无能，旋即爆发惨烈的“八王之乱”，耗尽国力，最终导致“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生灵涂炭，中国陷入近三百年的大分裂时期。 权力更迭的舞台上，暴力或许能赢得一时，但唯有兼具实力、智慧与至少表面道义的策略，方能赢得相对长久的稳定与历史的相对宽容。 主要信源：（北晚在线——曹丕:争了15年,上位才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