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罗盛华，偷摘了傣族老乡家的木瓜，被抓了个正着。罗盛华拿出2元钱要赔，不料傣族大爹却说：“我不要你的钱，要么做我的女婿，要么我去找你们连长。”罗盛华吓坏了，头都不敢抬。 罗盛华是重庆人。那时候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才17岁，就和一群同学一起报了名。分配下来，他被派到云南潞西县，也就是现在的芒市。 到农场报到那天，他才知道这里其实还是兵团建制，大家都叫“兵团农场”。名义上，他既是知青，也是兵团战士，但罗盛华很清楚，自己就是个农场工人。 每天的任务就是开荒、种地、割胶，和当地老乡的农活没什么区别。 农场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知青宿舍是土坯房，窗户只糊着几层报纸，雨天到处漏水。床铺是用木板搭的，上面放个稻草垫子，蚊虫特别多，晚上常常睡不安稳。 伙食也很简单，基本就是红薯、玉米和稀饭，有时候能分到一点点肉，大家都觉得像过节一样。 劳动强度很大。清晨五点多就得起床集合，天没亮就下地，太阳一出来，田里像蒸笼一样，汗水顺着背流。 干活的时候，手上很快磨出厚厚的茧子，腿上也常被荆棘划破。 可即便这样，他和同来的同学们还是硬撑着干，谁都不敢喊累。 慢慢地，罗盛华也学会了跟当地傣族、景颇族的老乡打交道。老乡们教他们怎么种水稻、怎么防蛇虫，还会在节日时邀请他们去家里喝米酒。 虽然语言不通，但时间久了，大家都能比划着交流，关系也越来越熟。 1972年，一个木瓜差点毁了罗盛华的前程，但也意外地，成就了他的一生。 这事儿听起来挺荒诞的。当时，来自重庆的知青罗盛华，因为嘴馋，伙同另一个叫刘军的知青，溜进了傣族老乡的果园。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刚爬上果树没多久，就被果园主人撞个正着。 那是一位傣族老汉，黝黑的脸庞布满皱纹，手里还握着一把镰刀。 刘军反应快，看到情形不对，哧溜一下跳下树，撒腿就跑，眨眼工夫不见了影子。 罗盛华却愣在树下，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准备挨训。 他心里直打鼓，手心全是汗，连耳根都红透了。慌乱之中，他赶紧从兜里摸出两块钱，递到老汉手里，声音发抖：“大叔，我错了，这钱算赔偿，您别跟连里说。” 老汉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摆摆手，把钱推了回去，脸上却挂着笑意，说：“钱不要，我给你三个选择：要么，留下来，当我女婿；要么，我去找你们连长聊聊。” 这话一出口，罗盛华更是吓得心口直跳，低着头不敢抬眼，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他偷偷往旁边瞥了一眼，只见一位傣族姑娘正站在不远处。 姑娘穿着一身碎花筒裙，头发乌黑，脸颊因为害羞泛着红晕，手里拎着竹篮，明显就是老汉口中的女儿——玉香。 罗盛华更是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 其实，老汉只是半开玩笑的试探。 他看这个年轻人虽然犯了错，但没学刘军一样逃跑，还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心里就多了几分好感。 最后，老汉摆摆手，笑着说：“行了，这事就算了，以后别偷懒，也别乱摘。”话音落下，他转身领着女儿走了。 罗盛华站在原地，脸还烧得厉害。 那段时间，他一直羞愧得很，碰到寨子里的傣族人都觉得不好意思，更别说再进果园了。 命运的转折，往往就藏在一些不经意的相遇里。 1973年初夏，罗盛华去公社寄信，半路上又遇见了玉香。 那天太阳很晒，路边尘土飞扬。 玉香骑着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看到他，笑着打了招呼，还主动停下来，问要不要捎一程。 罗盛华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没推辞，就坐在车后面，两人一路聊了起来。 之后他也经常去帮着挑水、割草、摘芒果，有时候还在院子里陪老汉拉家常。 村里人看在眼里，心里大多也乐呵，觉得这个外地来的知青老实肯干，不像别人那样只想着回城。 玉香的父母更是没阻拦，那位曾经开玩笑说要“招女婿”的老汉，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几分认可。 在那个年代，跨民族的婚姻并不常见，语言、习俗都很不一样。更现实的是，知青返城的机会就在眼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几乎是命运的分水岭。但罗盛华没有犹豫。他认定了玉香，也认定了这片土地。 1975年秋天，两人在寨子里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竹楼前挂着五彩的布条，寨子里的亲友们敲起象脚鼓，跳起舞来。 那天，罗盛华第一次穿上傣族的衣服，心里紧张又踏实。他知道，自己真的成了寨子的一份子。 婚后，他学着说傣语，学着用竹竿捕鱼，还跟着村民一起下田插秧。慢慢的，他能听懂大多数寨子里的话，甚至在集市上和人讨价还价都不含糊。 虽然日子辛苦，但有妻子和孩子在身边，他觉得这种踏实，比城市里的繁华更让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