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电台台长刘长生，拿着结婚申请找组织批准，然而组织发觉他的结婚对象来历不明，于是便拒绝了他的申请，没曾想，刘长生一气之下，竟然拿着密码本准备投靠日军，为了稳定军心，司令员杨成武便派宁亚川将刘长生抓回来！ 日军铁蹄正横扫华北，晋察冀军区的电台是八路军指挥中枢的神经线，而这根神经线的“守门员”，就是刘长生。 当时他身居要职，掌握整个军区的电台频率、密码本和呼号表。照理说，这种岗位上坐的，都得是思想过硬、立场坚定、个人问题清清白白的人。但刘长生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递交了一份结婚申请。 问题不在于他想结婚，而在于他想结的那个“人”。女方是个地主家庭出身，还有日本留学背景，更关键的是，她和保定伪宪兵队有来往。组织一查，脑门冒汗，这不是普通人，这是“情报高危分子”。 再加上八路军当时还有个“二八五团”结婚制度：28岁、5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刘长生虽然年纪勉强够，但职务还差口气，人也不够级别，组织两头一算，批不了。 可刘长生不服。他不但不服，还动了真火。女方那头也不含糊，放话说要是结不了婚，就另嫁伪军中队长去。这下刘长生彻底破防了，情感压过了理智，纪律也成了耳旁风。他一怒之下，居然带着密码本和女友，一脚踏进了保定的敌占区，直奔日军司令部而去。 要知道密码本不是笔记本，那是八路军的命根子。一旦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军区的通讯调度将一览无余。敌人只要坐在收音机前，就能知道部队在哪、粮食怎么运、什么时候突围、谁是联络员。这不是普通的泄密，这是直接把八路军的命脉拱手让人。 刘长生一叛变，晋察冀军区立刻炸了锅。司令员杨成武接到情报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怒火中烧。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人出逃，而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在最短时间内收网，整个战区将陷入瘫痪。 第一件事他下令：全军紧急更换全部电台密码、呼号和频率，不惜一切代价，先堵住情报漏洞。第二件事，他拍案而起，点将锄奸科干事宁亚川，给他亲自配枪，命令只有一个字：“抓！” 宁亚川不是普通人，他胆子大，脑子灵，干过炸桥、刺探、反间一条龙业务。这次的任务对他来说，不能用“危险”两个字形容，而是“九死一生”。他要假装自己是个贪污犯，为逃避八路军追责而投敌，然后设法接近刘长生，最好能把他活着带回来。 这不是演戏，这是赌命。宁亚川深知，敌人不是傻子，刘长生也不再是同志。他们一个眼神不对，自己就可能命丧黄泉。但他还是去了，带着杨成武那把“八音子”手枪，带着一条命，进了易县。 在敌占区他靠着旧社会混过的经验，打通了青帮的门路，还设计干掉了赵玉昆的两个对头，成功与这位伪军头目结拜为兄弟。这层身份一铺开，刘长生果然现身了，还毫无戒心地以为遇到了“同道中人”。 几天后宁亚川设宴请刘长生，席间推杯换盏，兄弟情深。酒过三巡，他提议一起泡澡醒酒。到了澡堂后，他亮出手枪，话说得很直白：“回去见司令员，要么跟我走，要么你死在这。”刘长生一听，脸色煞白，知道大势已去，顺从地束手就擒。 这场行动从潜入到押返，只用了六天。在那个枪声不断、信息落后的年代，六天，足以让一场危机蔓延成灾。但正因为这六天干净利落，八路军保住了密码，也保住了士气。 刘长生被押回后，面对审讯没有任何狡辩。他交代了自己如何协助日军建立侦听电台，如何试图破译八路军通讯，甚至还供出了保定敌台的具体位置。组织最终将他移送延安，以叛国罪处以枪决。 这场处理没有含糊。不因为他是技术骨干，也不因为他有感情纠葛。在抗战的语境下，任何动摇信仰、背弃组织的行为，都是对整个民族抗争的背叛。 而宁亚川，则被记一等功，杨成武将那把“八音子”手枪赠予他，作为对他勇气与忠诚的嘉奖。更重要的是，刘长生口供中提到的敌方侦听电台很快被拔除，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信息泄露。 但宁亚川的命运，远不止抗战这一章。在后来的特殊历史阶段，他因身份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1971年含冤去世。直到改革开放后，他的名字才重新被写入英烈名单。他的故事，既是抗战时期隐秘战线的缩影，也是一面照见历史复杂性的镜子。 刘长生的悲剧不只是个人情绪失控，更是制度与信仰间的一次碰撞。如果信仰不稳，感情就可能成为突破口；如果制度松动，情报就可能成为交易的筹码。而宁亚川的成功，则说明在最黑暗的时刻，仍有人愿意在刀尖上走一遭，只为守住一份责任。 这场突如其来的内部危机，最终靠一个锄奸特工的孤身逆行才得以平息。它告诉我们，战争从不是只有枪林弹雨，更多时候，是在组织纪律与人性弱点之间拉锯。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信仰、忠诚、纪律，远比子弹更珍贵。 参考资料： 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讯保卫战》（2023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