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带着一沓报纸走进毛主席在郑州的住处。 李达的经历，是一

1958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带着一沓报纸走进毛主席在郑州的住处。 李达的经历，是一部浓缩的中国革命史。他1890年出生在湖南零陵一户穷苦佃农家，小时候家里连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他就趴在土炕上读书写字，抄古文、练算术，硬是凭着天资和苦学考上了永州苹州中学。那年月，乡下孩子能上中学可不容易，他穿着补丁衣服，背着干粮走几十里路去考试，愣是拿了优等成绩。 1913年，他靠官费去了日本留学，东京的繁华街道没让他分心，他整天泡在书堆里，啃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翻译《唯物史观解说》，字字句句都在为中国的革命火种添柴。1917年他因病回国，身体不好但脑子没停，1918年又考进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翻译《马克思经济学说》，那时候他住的小屋子连暖气都没有，手冻得发僵还握着笔。1920年回上海，他和陈独秀挤在石库门的小房子里，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印《共产党》月刊，油墨味儿弥漫在窄巷里。 1921年，他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与了党的诞生，忙着整理会议记录、筹办人民出版社。1923年，他因理念不合退出中共，但没丢下马克思主义，抗战期间在湖南大学教书，讲唯物辩证法，学生挤满教室听他讲。1949年，他帮着促成湖南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先当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调到武汉大学，站在珞珈山下，他一心扑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上，写出《社会学大纲》，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扛鼎之作。 1958年春天，李达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从武汉赶到郑州，手里攥着一摞报纸。这些报纸上全是当时流行的“放卫星”报道，什么“亩产万斤粮”“14岁女孩一夜成哲学家”，标题一个比一个离谱。他翻着这些报道，眉头越皱越紧。作为一个搞理论的老革命，他最看不得这种浮夸风。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可田里稻子长得再好也不可能一夜蹿到房顶，14岁的小孩再聪明也成不了哲学家。这些报道不是鼓舞人心，是在糊弄人。他觉得，这种风气不刹住，国家建设要走歪路。 那时候，毛主席刚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迷信”，想靠群众的干劲儿加速建设，李达完全支持这份热情，但他认为，热情得有科学做底子，不能瞎来。他带着报纸找到毛主席，就是要当面把这事说清楚。争论中，他一条条摆事实，讲道理，指出那些夸张的数字和故事是怎么违背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听后，抽着烟，沉思良久。 第二天，李达写了一封信，坦诚地说自己昨天言辞激烈，但都是为了国家大事。毛主席看了信，特意让秘书转告，说他的批评像苦药，刺耳但有用。这场争论没让两人翻脸，反而加深了彼此的理解。 回到武汉后，李达还是那个埋头教书的校长。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梧桐成荫，他每天早起散步，手里常拿本书，边走边想哲学问题。课堂上，他讲辩证法，板书密密麻麻，学生们记得手酸。他常说，哲学不是空话，得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出力。他的日记里写着，争论不是为了谁输谁赢，是为了找到真理。 1961年，毛主席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农村调查，发现不少地方的产量数据确实水分太大，政策也出了偏差。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到，前几年有些事做得过火了，李达当年的批评有道理。这话传到武汉，李达没多说什么，只是继续改讲义、教学生。 他一直教到1966年去世，享年76岁，走的时候，桌上还放着没写完的讲稿，笔尖停在“真理”两个字旁边。他的学生回忆，老师从不讲空话，讲课总能把复杂的理论讲得明明白白。这场郑州的争论，后来被党史专家总结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为了真理，不怕争论，但从不掺杂个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