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印度除了极少数高知人士，其他包括印度高层精英，下至普通

其实我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印度除了极少数高知人士，其他包括印度高层精英，下至普通的国民大众，打心眼里是瞧不起中国，并对中国具有心理优势的。 最近几年，中印关系频频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从边境对峙、经济摩擦，到国际平台上的针锋相对，表面上看，两国间的紧张似乎源自现实利益冲突。 但如果只把矛盾归结为领土、贸易和战略竞争，那显然低估了问题的深层结构。真正让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印度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心理优越”的认知偏差。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面对一个强大邻国，反而在舆论、教育、媒体乃至国家战略层面，长期维持一种“文明师长”式的心态。 这种认知错位正在影响印方对中国的政策判断，也在持续干扰中印关系的理性发展。 最早的一次，是在教育体系中埋下的种子。印度中学历史课本中，佛教东传被描绘为“印度文明征服东亚”的胜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被描述为“印度思想的学生”。 《西游记》被引用为“文化朝圣”的例证，玄奘被定义为“向印度求知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印交流的桥梁。 这种“师生成分论”在印度知识结构中根深蒂固，塑造了一种文明优越感，而不是平等的文化互动观。 接着到了媒体叙事的层面。印度主流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长期倾向于将中国描绘成“封闭”、“压抑”、“不可预测”的存在。 2025年初，印方封禁新华社、CGTN等中国媒体在印运营许可，强化了本国信息生态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大量网络节目、电视脱口秀、政论栏目借“调侃中国”赢得流量，形成了一种“心理胜利”的舆论氛围。 即便在面对中印贸易逆差超800亿美元、基础设施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时，印度媒体仍倾向于用“体制不同”“人口红利”“民主活力”等话术进行心理调适。 再后来是政治战略的选择。印度人民党（BJP）执政以来，将“强大印度”作为核心执政叙事，而中国则被有意塑造成“必须被超越的对手”。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军高层多次公开宣称“印军已扭转边境态势”，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2025年年中，印度在拉达克地区新增部署1.5万人，并启动多条边境公路建设，表面上是“防御措施”，实则更多是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回应。 对中国的敌意，不是政策的偶发，而是叙事的需要。而面积最大、影响最深的，是社会层面的集体认知结构。 在一个长期存在种姓制度的社会中，“等级观”不仅存在于内部社会关系中，也被外化到对外认知上。 印度舆论往往将国家关系理解为一种“国际种姓秩序”——美国是婆罗门，中国是“非正统”的挑战者。 即使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取得巨大成就，也被解释为“非民主制度下的偶然”，而非自身能力的体现。说白了，这种“心理优势”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机制。 面对中国城市化速度、工业体系、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全面领先，印度社会选择了将现象归因于“非市场力量”、“压制自由”、“规模欺负”，从而避免对未来路径产生焦虑。 正如一些在中国生活过的印度网红所言：“我们曾以为中国是灰暗单调的，没想到街头比新德里干净太多。”这种真实经历的反差，正是印度社会对中国缺乏实际认知的缩影。 但问题是，心理优势不能弥补现实差距。印度在芯片制造、制造业集群、基础设施能力等领域与中国仍存在明显代差。 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印度的电机、通信设备、太阳能组件等关键品类依然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印度“自力更生”政策喊得响，但其“印度制造2025”计划执行力明显不足。 而国际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错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印太战略”中不断对印度进行“抬举”，将其包装为“民主对抗中国的堡垒”。 印度从中获得了战略满足感，却忽略了自身在供应链地位、科技原创力、制度执行力上的结构性短板。 2025年四方安全对话（QUAD）会议上，印度提出“南亚地区安全协调机制”，被美日澳以“需进一步评估”为由搁置，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显而易见。 而俄罗斯的态度也正逐渐冷却。拉夫罗夫在2025年6月访华期间明确表示：“俄方不希望看到中印在边境局势中走向对抗。”这被印度媒体视为“失望信号”。 曾被印度视为“后盾”的俄方，开始在中印关系中保持中立，说明印度的“心理优势”在现实博弈中并不成立。 说到底，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印度社会如何看待中国，而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被看待”。外交政策不能建立在“你应该感恩我”的情绪基础上，也不能幻想“只要我够包容，你就会回报”。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叙事、强烈自我认同、深厚社会结构和高度民族主义的邻国，其行为逻辑不仅受制于现实利益，更深受心理结构和文化认知的塑造。 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中印关系时，既要看清现实，也要理解对方的认知偏差。对印度的“心理优势”不必轻视，但也绝不能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