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了明禅师，被五花大绑带到刑场准备枪毙，出乎意料，行刑前他对提出一个要求：“我知道自己该死，但能不能别打我的头？求求你们，给个痛快……”
他蹲在地上哀求：“求你们，别打我的头……”一个从枪口下活下来的行刑者，居然在自己行刑前跪地求饶。
1953年，刑场上，已年逾六旬的“了明禅师”浑身颤抖，浑浊的眼神死死盯着执行人员的动作，他嘴唇哆嗦着哀求，他怕了，他真的怕了。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上海街头混迹多年的“算命老头”，竟是二十多年前北洋政府侦缉处的副处长雷恒成——曾主导抓捕并亲自监督处决李大钊的刽子手！
追溯他被抓的前因后果，得从一件“偶然”说起，1949年，北京公安在接管功德林监狱时，无意中发现一座意大利进口的“刑具”，庞大冰冷，挂着早已锈迹斑斑的绞索，有警员顺口说了一句：“这玩意儿，听说用来处过李大钊。”
就是这句话，仿佛一记惊雷炸开了当时公安系统沉寂已久的追查案卷，北平市委书记得知此事后，当即下令：保存刑架、启动调查，凶手必须找到！
刑架不说话，但留下的血迹和记录，却开始讲述一个压了二十多年的血案，从档案入手，从口供梳理，公安机关终于挖出一个关键名字：雷恒成。
这个名字，和李大钊的牺牲直接挂钩。那场四月的劫难，不仅有他参与，还有他下的狠手，但是，雷恒成早已人间蒸发。
所有线索断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像一滴水，彻底蒸发在人海中，追凶陷入僵局，直到1951年，一封密信从铁路系统送到了北京公安局：“雷恒成，疑似化名‘了明禅师’，现藏匿于上海，外表特征为山羊胡、瘦削，惯戴一块古金怀表。”
公安局不敢耽误，特派精干侦查员南下，化装打入当地，开始“千里寻踪”，那个老头的摊子不大，马立斯路拐角，挂着一块破布条写“相卦解梦”，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可当侦查员盯着他手上的金表和纯正京腔，再对上档案里留下的照片特征，心里顿时有了底，抓捕时，他刚敲完木鱼，抬头看到门口站着的几人时，那块木鱼“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没喊没叫，默默合十，像认了命，可一到审讯室，他立马变了脸，硬扯说自己是“山里出家的苦行僧”。
只是，当警方逐条摊出他过往履历，细到每一场抓捕、每一桩命案……他沉默了，一连三天，没说一句话。
第四天早晨，他突然开口，语速慢得像在咀嚼锈铁：“我……不配活着”，那是1927年春天，北方城头风沙迷眼，白色恐怖愈演愈烈。
李大钊，这位共产党早期领袖，被张作霖列为“极端危险分子”，密令全力缉捕，雷恒成、吴郁文等人领命，开始悄然布控，那场突袭，调动了五百多名宪兵和侦缉警察，目标只有一个：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后院的兵营。
在没有任何外交程序的前提下，他们强闯外交使馆，李大钊与妻儿、同志一同被押走，他穿着布袍，眉宇间没有惊慌，反倒安抚同伴：“没关系。”
雷恒成回忆这段时，眼神空洞，他说：“我那时年轻，觉得这就是‘大功一件’”，之后的22天，是他一生中“最肮脏的记忆”。
李大钊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不曾吐露一字党的秘密，雷恒成指挥手下反复施以酷刑，却换来的只有沉默。
张作霖火了，干脆下令立即处决，为了“杀鸡儆猴”，执行的是最残忍的“反复绞刑”——吊起放下，反复三次，拖延死亡时间，雷恒成在现场，曾三次逼问李大钊：“招不招？”
得到的回应只是坚定摇头，那一天的行刑，从下午两点到五点，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他那天闭上眼的神情……我记到现在”，雷恒成低声说，“我后来每天都梦见他。”
日本侵华后，他投靠日方，在伪满洲国混个“军警头衔”，抗战胜利，他拼命逃窜，剃头装僧，在上海，他靠几句经文和装神弄鬼，混成“禅师”。
可终究，罪恶不是藏在布衣里的故事，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能洗清的账，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判处死刑。
当他被押上刑车时，浑身颤抖得连话都说不清了，那一刻，他的求饶，并不让人觉得可怜，只是让人想起李大钊临终前说的：“为了真理，为了人民，我甘愿走上这条路。”
正义从不缺席，那具意大利绞刑架，后来被运进国家博物馆，成为一件0001号珍贵展品，历史没有忘记李大钊，也没忘记替他追讨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