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那时的钱学森，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炙手可热的教授，他的年薪高达四万美元，要知道，彼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大概在五千美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差距足矣让他轻松跻身美国精英阶层。
除主业外，他还在物理研究院等机构兼职，每月另有约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再加上美国政府的科研补贴，如果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他每年可赚取大约10万元。
优渥的薪资，让他住着舒适的洋房，开着豪华的汽车，尽享物质富足与便利，可谓一名标准的“美式精英”。
然而，他毅然放弃这一切，冲破阻挠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待遇虽然不可同日而语，却也得到了国家最高级别的礼遇。
1955年刚回国，中国科学院每月便给他定下了350元人民币的工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约只有三四十元，这笔钱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已是遥不可及的“高薪”了。
不久后，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工资更是增加津贴100元，达到了450元，一举成为了科研人员工资标准的“天花板”。
可是，就是这份人人羡慕的薪资，到了钱学森手中，反而变成了他内心不安的来源。
这份收入，丝毫没有用于改善他的生活，相反，与他曾经的优渥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展示出他对物质选择截然不同的一面。
走进他在北京的住所，会发现陈设极其简陋，许多家具都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或是单位配发多年的老物件他自己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极少购置新衣。
至于一日三餐，更是简单到常是青菜、豆腐、米饭，偶尔才添置些荤腥算是改善，工作起来，他常常废寝忘食，他的生活水平，与他所享受的工资完全不匹配。
这种对高薪的反常反应，并非钱学森天生清苦，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沉甸甸的国家托付。
他曾多次念叨：“是不是给多了？”或者直接说自己“受之有愧”，他作为国家耗费巨大心血引进的顶尖科学家，他深感拿着这份高薪，就必须创造出足以匹配其价值的贡献，才对得起国家对他的信任和人民对他的期待。
在他眼中，这些钱不是给他个人享受的资本，而是国家交付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分钱都应当花在刀刃上，用于推动科研、培养人才、建设国家。
也正因如此，他选择了一种几乎是“反向”的财富再分配模式，当他凭借卓越成就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时，那一万元的奖金在当时足以让一个家庭过上富足生活，可是钱学森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全数用来购买国家公债。
公债到期后，连本带息他拿到1.15万元，又直接将这笔钱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于添置教学科研设备，希望能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的科技人才。
除此之外，他的个人稿费也从不揣入私囊，而是常常分给那些经济负担较重、特别是刚有孩子开销大的年轻同事们。
在他看来，金钱只是推动事业、培养人才的工具，而非个人追求的目标。
然而，在这位为国鞠躬尽瘁的民族英雄背后，却也存在着一份对家庭的深沉愧疚。
他的夫人蒋英，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可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科研事业，她毅然承担起了家庭的绝大部分责任，默默牺牲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他们的整个家庭，也跟着他过着与他“顶格高薪”极不相符的简朴生活，老旧的家具，普通的被褥，甚至连孩子们的教育费用都需要精打细算。
钱学森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国家事业，自然也无法对家庭顾及太多，这使得他对家人内心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歉疚。
但可贵的是，他的家人从未有过怨言，她们选择用理解与支持，成为他全身心投入报效祖国最坚实的后盾，这份无声的奉献，也更凸显了钱学森肩上那份沉重的民族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