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琼海，男子帮重病的堂哥垫付医疗费，堂哥离世后，他又跑前跑后帮助料理后事、垫付丧葬费。可谁知，堂哥尸骨未寒，堂嫂就把他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堂哥的补助金2.8万元。男子委屈不已，堂哥的补助金都用来购买墓地等支出，他照顾堂哥没要一分钱护理费，还垫付交通费，以及办后事花费的杂七杂八的费用，他并没有多拿堂哥的钱。法院审理后，作出的判决出人意料！ 李某为重病的堂哥垫付医药费、操办身后事，万万没想到，堂哥的丧事刚结束，等待他的不是一句感谢，而是堂嫂王女士的法庭诉讼，要求他退还一笔高达2.8万元的款项。 李某是个重感情的人，当时堂哥突然查出重病住院，整个家庭乱作一团，李某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白天要为生计奔波，晚上便一头扎进医院，守在堂哥病床前连轴转。从端水喂饭到擦身换药，就连护士见了都忍不住感慨李某对待堂哥简直像亲兄弟一样。 堂嫂王女士就以不懂这些事务为理由，将5000元现金交给李某，让他他全权处理医药费的事。对此，李某毫无怨言，他垫付了所有费用，一心只盼着堂哥能早日康复。 可造化弄人，最后堂哥还是撒手人寰，面对这样的景象，李某只能强忍着悲伤，再次扛起了所有重担。从联系殡仪馆到挑选墓地，从购买寿衣到安排酒席，这些事都是他自己跑前跑后地操心。 为了让堂哥有个安宁的归宿，也考虑到堂嫂的经济状况，他特意挑选了中等价位的墓地，甚至连围砌墓碑的工作，他都亲自在现场盯着工人完成。在堂哥这件事里，李某付出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和心血，他觉得，不应该向堂嫂索要钱，毕竟这是他身为一个弟弟该做的。 就在李某把堂哥的身后事办完，想要休息的时候，一纸法院传票将他彻底打懵。将他告上法庭的，正是他尽心帮助的堂嫂王女士。王女士在法庭上要求李某退还堂哥补助金中的2.8万元。 她表示，堂哥的补助金共4万元，除去已给她的1万元，剩下3万元都用于后事，她觉得身后事花三万块太多了，更何况她自己也曾拿出2万元给李某用于丧葬，怎么算也不该花这么多。 她要求李某拿出所有花销的证据。李某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何会换来对方这样的对待。 在法庭上，李某解释道，堂嫂给的5000元医疗预付款，在医保报销后，实际个人支付部分为720.77元，确实有4200余元结余。 而4万元补助金，除去给王女士的1万，剩余3万元大部分都有据可查：他提供了1万元的围墓费收据，以及总计3.65万元的墓地购买、安葬费和墓碑费收据。 可是还有许多零散的花销，比如宴请吊唁亲友的酒席费用、交通费以及一些杂项开支，他当时觉得都是亲戚，并没有索要和保留所有票据。王女士就是利用这一点，将他直接告上了法庭。 法院的审理，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依据《民事诉讼法》，当事人有责任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因此，李某能够提供书面收据的1万元围墓费和3.65万元墓地相关费用，符合当地市场行情，被法庭认可为合法合理的支出。 可对于他所主张的交通费、护理费以及那些没有票据的丧葬杂费，因缺乏发票、转账记录等直接证据，法庭无法采信。法律不能仅凭单方陈述来认定事实，李某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法院进一步援引《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即“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 李某不能证明合法用途的两笔款项，医疗费结余的4200元和补助金中无法提供凭证的3500元差额，共计7700元，被最终认定为不当得利。法院依法判决，李某需向王女士返还这7700元及利息。 这场官司的判决，让李某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他觉得自己输掉的远不止是7700元，更是那份亲情。法院在判决中也承认，亲属间的互帮互助是优良的传统美德，但美德并不能成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法定依据。 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便是最真诚的善意，也需要规则的保护。李某的“大意”与“不计较”，最终让他有理说不清，吃了没留证据的亏。 亲情固然可贵，但在涉及金钱往来时，清晰的记录与透明的沟通，或许才是维系这份情感长久的“压舱石”，否则，一时的疏忽很可能就为日后的矛盾埋下隐患。 这件事告诫我们，就算是亲戚，出于人情涉及金钱的关系，还是要一个票据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证据，如果对方没在意就万事大吉，可如果对方真的想事后翻账，有这些证据也不怕，就像这件事里的王女士一样，所以保留个证据不仅对自己有利，也是给自己的一个保障。 信源：闽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