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启超与17岁的王桂荃结婚，夜里梁启超说：“我主张一夫一妻，因此慧仙是我妻子，而你只能是丫头，孩子出世也不能喊你娘！”
1903年，一个看似矛盾的故事在梁启超家中展开，这位倡导一夫一妻制的启蒙思想家，却在这一年纳了丫鬟王桂荃为妾。
这个决定源于现实的无奈，据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档案记载，李蕙仙在生育梁思成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医生诊断再无生育可能。
面对传宗接代的家族压力，李蕙仙主动提出让贴身丫鬟王桂荃承担生育责任，王桂荃原名“来喜”，8岁时被卖到李家做丫鬟。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称此事为“权宜之计”，他曾与谭嗣同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但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个组织早已名存实亡。
王桂荃的地位十分特殊，据梁思礼回忆录记载，她白天继续做着家务杂活，晚上则要履行生育职责，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妾室名分。
梁家的孩子们都有一套特殊的称呼规则：对外称李蕙仙为“母亲”，私下里叫生母王桂荃为“娘”或“三姨”，这种安排既维护了李蕙仙的正妻地位，也照顾了家族的实际需要。
从1904年到1920年，王桂荃为梁家生育了六子二女，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专家梁思礼等。
梁启超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称王桂荃为“王姑娘”，从不用“妾”字，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他也只是说“王姑娘照顾你们要听话”。
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持续到1924年，李蕙仙病逝时，葬礼完全按正妻规格办理，而王桂荃此时已为梁家生下八个孩子，却依然没有名分。
梁启超在公开场合始终坚持一夫一妻的主张，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中多次强调现代婚姻制度的重要性，但私下里却不得不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这种矛盾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民国初期的《民国民律草案》仍然承认妾室的法律地位，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
王桂荃的处境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复杂命运，她既要承担生育责任，又要维持低调的身份，还要处理与正妻和子女的微妙关系。
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王桂荃独自承担起抚养子女的重担，据梁思庄回忆，她甚至变卖家产供孩子们出国留学，从未抱怨过自己的牺牲。
在那个男权社会里，王桂荃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和智慧，她不仅培养出了九个成才的子女，还在家庭内部维持了和谐的氛围。
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娘总是为佣人说情，悄悄找父亲帮忙。”这说明王桂荃虽然地位特殊，但性格温和善良，深受家人敬重。
她的子女们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学奠基人，梁思礼成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庄成为图书馆学家。
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王桂荃的默默付出，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母爱的伟大，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梁启超的婚姻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既要追求进步的理念，又要承担传统的责任，这种冲突在很多家庭中都存在。
王桂荃的故事直到1949年后才逐渐为外界所知，梁家后代在天津为她立碑时，终于刻上了“母亲”二字，这是对她一生贡献的迟来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桂荃的经历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个人的理想往往要在现实面前做出妥协。
梁启超晚年曾在信中写道：“家庭和谐比什么都重要。”这或许是他对自己婚姻安排的最好解释，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