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了一农村女子，谁知娶回家当晚，妻子就大喊大叫，冲过去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撕了他书稿，事后岳母叹气道：“你丢下她，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眯着眼笑道：“没事，我喜欢！” 1970年春天，18岁的戴建国背着一个帆布包来到苏北农村,这个上海小伙子第一天下地就闹了笑话，分不清韭菜和麦苗，被村民围观指指点点。 生产队长安排他住在村东头的知青点，和另外三个城里来的年轻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下地，戴建国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 村里有个叫玉凤的姑娘，20岁，长得白净，是村会计的女儿，她看戴建国干活笨手笨脚，经常偷偷帮他分担一些重活。 夏收时节戴建国在麦田里中暑晕倒，玉凤把他背到村卫生所，还买了两毛钱的葡萄糖给他冲水喝，从那以后，两人走得越来越近。 1975年冬天，戴建国收到家里来信，母亲病重需要回去照顾，他向生产队请了半个月假，临走时跟玉凤约定春天就回来。 戴建国在上海待了一个月才返回农村，村民告诉他，玉凤已经嫁人了，原来她父母收了邻村李家300元彩礼，趁戴建国不在把女儿嫁了出去。 婚礼当天晚上，玉凤跳井自杀被救起，从此她开始出现异常行为，有时候半夜跑到村口等戴建国回来，有时候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三个月后，玉凤流产了，李家嫌她精神不正常，把人送回了娘家，村医说她受了刺激，精神出了问题，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 戴建国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回村里，他每天去玉凤家看她，帮忙干家务活，陪她在村头坐着晒太阳。 1978年12月，知青返城政策下来了，戴建国的户口可以迁回上海，父母给他在纺织厂找好了工作。 火车站台上，戴建国拎着行李正要上车，他看到玉凤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安静地站在月台边缘，眼神空洞地望着他。 戴建国突然放下了行李箱，他走到玉凤身边，握住她的手说：“我不走了，我们结婚吧。”玉凤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1979年春节前，戴建国和玉凤举办了婚礼，婚礼很简单，只摆了三桌酒席，上海的父母坚决反对，从此断绝了和儿子的联系。 婚后戴建国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每月工资18元，玉凤的病情时好时坏，发病时会打人摔东西，还把戴建国写的教案撕得粉碎。 1981年，玉凤生下儿子小强，奇怪的是她对孩子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总是温柔地给孩子喂奶、换尿布。 戴建国白天教书，晚上给村民代写书信补贴家用，他用攒下的钱给玉凤买药，还托人从县城买回治疗精神疾病的书籍研究。 1985年，戴建国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文专科文凭，县教育局调他到县中学当语文老师，一家三口搬到了县城，在县城住了十年，玉凤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她学会了买菜做饭，还能帮邻居缝补衣服赚点零花钱。 1997年，戴建国被调到市里的一家杂志社工作，他用积蓄在市区买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带着妻儿离开了农村。 杂志社的同事都知道戴老师有个有病的妻子，有人劝他离婚再娶，戴建国总是摇头拒绝：“她是我妻子，我不能丢下她。” 2003年，戴建国升任杂志社副主编，儿子小强考上了师范学院，一家人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玉凤平时很安静，偶尔会犯病乱发脾气，但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发作，似乎知道要给丈夫留面子。 2008年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黄浦江边散步，玉凤突然停下脚步，清晰地说：“建国，谢谢你这些年照顾我。” 戴建国愣住了，这是玉凤30年来说过的最清楚的一句话，儿子小强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那天晚上，玉凤的神志特别清醒，她跟戴建国聊起了当年在农村的日子，还记得他第一次下地时被麦芒扎手的样子。 2015年，戴建国60岁退休，他开始学习按摩技术，每天给玉凤做康复训练。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玉凤的身体状况比同龄人还要好。 儿子小强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当老师，结婚生子，每个月都会带孙子回来看望父母，一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戴建国已经70多岁了，两人每天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邻居们都说他们是模范夫妻，有记者想采访戴建国，问他坚持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感受，他想了想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过日子嘛。” 戴建国从来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看来照顾生病的妻子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当年玉凤照顾不会干农活的他一样。 这个故事在当地传了40多年，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佩服戴建国的坚持，也感叹命运的捉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