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倬云的“晚节”说起
几个月前对岸的明教授在一期访谈节目上拷问蓝（大意）：你们父祖当年拖家带口，背井离乡，播迁外岛，为的是什么，为的不就是逃避康米主义，寻找自由吗？！现在那边强大了，你们不辨表象背后公平正义是否有亏，轻易抛弃来之不易的制度，投怀送抱，忘记初心，这么做对得起父祖吗？！
说当年那代外省人逃避康米主义不假，但是不是追寻民主却大有疑问，毕竟现实是他们接下来生活在近四十年的戒严之下，很多人甚至没有亲眼见到“解严”的那天。当年迁台的这群人，特别是学界和政经界人士，除了担忧即时的政治清算，对康米主义有两大远期疑虑，一是经济上过于乌托邦，令国家陷入贫困，二是文化上过于激进，破坏传统毁灭文脉。众所周知，这两大疑虑皆得到历史的阶段性证明。而后，东大改弦更张，借全球资本主义产业转移的机遇，在“四小龙”之后也走上重振之路，由于两岸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巨大差距，东大后来居上、综合国力逐渐甩开对方当然也是不难预料的。在经济改善的同时，东大的文化政策亦发生转向，无论背后的政治考量，对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表现出亡羊补牢的决心。当年逃避康米主义的两大疑虑既消，外省人和他们的后代在地域认同和文化基因的双重作用下，大部分人在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心向东大，是理之固然。至于明教授批评他们不珍惜本岛制度文明，虽闻之警醒，但终究是没摸到这代人的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