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找到宋庆龄，说要还50000美元给她，宋庆龄摸不着头脑，却问：我什么时候借的钱，我咋不知道？ 宋庆龄望着那箱整齐的美元，一时有些发愣，她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借过钱。 直到毛泽东提起1936年那个冬天，那些深埋在记忆里的片段才慢慢浮现。 十八年前的上海，莫利爱路的小楼在深夜里透着微光。 宋庆龄收到了一封来自陕北的密信，信是毛泽东写的，里面没提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在寒风中瑟缩，也没说陕北已经断粮三天， 只简单写着“急需5万美元，事急从权”。 她心里清楚，这短短几个字背后，是千钧重担。 那时军统特务正严密监视着她的行踪，可宋庆龄没有丝毫迟疑。 她把自己关在储藏室，拿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那枚金质奖章，指尖反复摩挲着上面“天下为公”四个字，最终还是让金匠把它熔成了金条。 莫利爱路的公寓是她和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壁炉上还摆着两人的合影，房产中介来评估时，她只轻描淡写地说“给需要的人腾地方”。 她把自己变卖家产和对先生的最后一点留念得到的钱，包括这些年自己的一点积蓄，全都放在一起。 装进贴满“医用器材”标签的木箱，亲自缠上三道铁丝交给潘汉年，只托他带句话：“告诉陕北的同志们，寒冬总会过去。” 毛泽东让人用这笔钱从宁夏商贩那里买了30万斤小米，又从山西订做了5000件棉衣。 彭德怀在前线收到棉衣，发现每件里子都绣着小小的“安”字，后来才知道，是宋庆龄特意托上海的缝纫女工绣的，盼着战士们平平安安。 那个冬天，穿着带“安”字的棉衣的红军战士渡过黄河时，没人知道这件棉衣背后，是一位女性割舍了自己最后的念想。 1937年战争全面打响后，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吸引了许多爱国人士，为前线筹集物资。 有次募捐晚会上，她摘下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当场拍卖，说“这些珠光宝气，不如战士身上的一块补丁金贵”。 还有一回给白求恩的医疗队送青霉素，为了避开日军检查，她让船员把药瓶绑在船底，自己站在甲板上跟日军周旋，直到船驶出封锁线，才发现手心全是冷汗。 1954年还钱那天，毛泽东让秘书按当时的粮价算了利息，说5万美元能买20万斤小米，十八年的利息该再加30万斤。 宋庆龄笑着把钱推回去，说当年捐钱不是为了利息，是为了看到今天的新中国。 可毛泽东坚持让她收下，说“这不是普通的还钱，是告诉天下人，共产党从不欠人民的情”。 后来，宋庆龄用这笔钱创办了“中国福利会”，专门资助贫困儿童，她说“钱要花在最像当年红军战士的孩子们身上”。 其实早在1947年春天，宋庆龄就开始为儿童福利奔走。 她批准中国福利基金会作为“战灾儿童义养会”的中国代表，还促成在上海设立分会，到新中国成立前，有5000名儿童靠这个分会得到了资助。 她常说，儿童是全世界追求和平的立足点，就像她在1952年的文章里写的。 孩子就像桥梁一般，能够跨过分歧，连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的心。 她总说要把孩子培养成“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还特意请毛泽东题写了“少年宫”三个大字。 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逝世，宋庆龄分别写下《怀念周恩来总理》和《追念毛主席》，字里行间满是几十年并肩作战的情谊。 1981年她病重时，身边放着一个旧皮箱，里面是1954年那个皮箱的仿制品，装着毛主席当年写的收条复印件。 她对邓颖超说：“那5万美元，其实是无数中国人的心意，我只是做了个传递的人。” 如今上海莫利爱路的宋庆龄故居里，还留着当年变卖公寓的契约复印件，旁边放着一张老照片。 1936年冬天，陕北红军穿着新棉衣在雪地操练，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 这两件展品隔着时空相望，诉说着那些年里，一个人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了一个民族的寒冬。 宋庆龄的一生，闪耀着爱国、奉献与坚守的光芒，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无论是革命艰难时的无私捐助，还是和平年代对儿童福利与世界和平的执着追求，都展现出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