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幽幽说道：“你会后悔的！”蒋梦麟哈哈大笑：“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怎会后悔！”谁料转身就肠子悔青！ 蒋梦麟出生在1886年的浙江余姚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但对那种死记硬背的方式不感兴趣，早年就表现出对新知识的追求。1908年，他按照父母安排娶了孙玉书，这属于典型的包办婚姻，两人育有三子一女。之后，他自费去美国留学，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教育，1912年毕业，然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跟着约翰·杜威深造，1917年拿到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回国后，他投身教育界，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还创办了《新教育》月刊，推动现代教育理念。1919年，他代理北大校长，处理五四运动的事务，后来多次代理这个职位。1927年，他当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到1930年担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改革教育体系，比如设立大学区。1930年，他正式成为北大校长，任期长达15年，期间领导学校南迁，参与西南联合大学的工作，维护学术独立。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在战乱中坚持办学，影响深远，但个人生活却充满争议。 高仁山是蒋梦麟的好友，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8年初被捕遇害，留下遗孀陶曾谷。蒋梦麟开始照顾陶曾谷，先安排她在北京安顿，后来聘她当秘书，两人日渐亲近。蒋梦麟决定离婚，将大部分财产分给孙玉书，让她继续照顾父母和孩子。他对外说娶陶曾谷是为尽朋友义务，这话成了当时知识界的笑谈。离婚后，孙玉书带着子女回浙江老家，蒋梦麟则与陶曾谷结合。陶曾谷在社交上不擅长处理关系，影响了蒋梦麟的事业，比如在西南联大时期，她的一些行为导致他失去支持，没能继续当校长。蒋梦麟的教育生涯本该更辉煌，但这段婚姻成了绊脚石。他后来承认，这选择让他付出代价，孙玉书的预言应验了。 1933年，蒋梦麟与陶曾谷正式结婚，两人生活还算融洽，她陪伴他度过抗战艰难时期。但陶曾谷的社交问题暴露出来，在联大常委工作中，蒋梦麟本想重振北大，却因她影响了人脉，导致1945年辞去校长职务。1958年，陶曾谷病逝后，蒋梦麟一度与女儿女婿同住。1959年，他遇上徐贤乐，这位女子已过五十，前两段婚姻因金钱问题结束，口碑差。亲友如胡适都劝阻，但他不听，1961年偷偷结婚。婚后，徐贤乐在蒋梦麟腿伤住院时，迁出户口并转移财产，两人因金钱和习惯冲突激烈。蒋梦麟提出离婚，两人上法庭，他支付了赡养费。1964年，他因肝癌去世，遗愿是与陶曾谷合葬。这段经历让他晚年悔恨，证明感情冲动往往带来长久麻烦。 蒋梦麟的教育贡献不容忽视，他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比如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自由。在美国留学时，他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回国后应用到教育改革中，创办刊物宣传新理念。作为首任教育部长，他统一全国教育标准，设立国立大学，促进资源共享。战时领导西南联大，他协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维持教学秩序，尽管条件艰苦，学校仍产出大批人才。他的自传《西潮》记录了这些经历，反映出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考。但在婚姻上，他抛弃原配，娶遗孀，又晚年选错人，这些决定显示出他性格中的 impulsiveness，忽略了家庭稳定对事业的影响。孙玉书作为传统妇女，贤惠持家，却被无情离婚，带孩子独立生活，体现了旧时代女性的无奈。 离婚事件发生在1928年，那时蒋梦麟正值事业高峰，刚当上教育部长，却因私人情感搅乱生活。他照顾陶曾谷从道义出发，但发展成恋情，导致家庭破裂。孙玉书的话虽简单，却预见了他未来的坎坷。陶曾谷虽貌美，但缺乏智慧，在关键时刻拖累丈夫，比如联大时期，她不善交际，惹恼教授圈，傅斯年等人都反对蒋梦麟续任。蒋梦麟后来反思，这婚姻虽有幸福时刻，但代价太大。他公开宣称的“义务”说辞，实际暴露了自欺欺人的一面。知识分子本该理性，却在感情上犯错，这点很接地气，让人看到名人也有普通人的弱点。孙玉书的预言，像一面镜子，照出他的人生转折。 后续婚姻更糟，徐贤乐的出现纯属意外，她前夫是银行家，离婚因财产纠纷。蒋梦麟不顾反对结婚，结果徐贤乐利用他住院机会转移资产，两人争吵不断，最终法庭解决。他在离婚时承认愧对朋友，显示出悔意。这段晚年婚姻短促，却耗费精力，影响健康。蒋梦麟死后，子女遵从遗愿合葬他与陶曾谷，忽略了原配和第三任，反映出他内心的偏向。他的故事提醒大家，感情决定需慎重，尤其对有责任的人。教育家形象光辉，但私人生活混乱，留下争议。真实历史中，他没被美化，缺点明显，如抛妻弃子，冲动再婚，这些都基于事实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