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越南主席胡志明与世长辞消息传到中央，周总理亲自指示驻越大使千万不要前往吊唁，直到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总理此举背后另有深意。 提起周恩来总理，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形象，大多是温文尔雅、滴水不漏的外交家。但就是这样一位以“礼”闻名于世的总理，却在1969年越南领袖胡志明逝世后，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国父”胡志明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消息传到北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要知道，那时候中越关系可不是一句“邻居”能概括的，那可是“同志加兄弟”的铁杆情谊。中国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敌。 胡志明主席本人，更是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按理说，我们要派最高规格的代表团，第一时间去现场表达哀思，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外交礼仪。 但周总理的指示清清楚楚：“张东大使，你本人和使馆其他同志，都不要去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吊唁堂，更不要去胡志明主席的灵堂。” 当时，大使馆的同志们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太清楚胡志明主席在越南人民心中的地位了，也深知中越关系的份量。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点误会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一个极其诡异的场面出现了：全世界各国的使节、代表，纷纷前往河内的吊唁堂表达哀悼，唯独中国大使馆的人，静悄悄地待在使馆里，按兵不动。 直到几天后，谜底才被揭开。当人们明白周总理这步“险棋”背后的深意时，无不拍案叫绝，感慨总理的智慧和远见，那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那时候的国际关系，一个字：乱。两个字：紧张。中苏关系已经彻底闹掰了，从过去的“老大哥”变成了“生死仇敌”。就在胡志明主席逝世的半年前，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大战一触即发，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 而越南，恰恰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它既是中国“同志加兄弟”的邻邦，也是苏联在东南亚拉拢的重要对象。为了抗击美国，越南同时接受着来自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胡志明主席生前，一直希望能调和中苏之间的矛盾，他在遗嘱里都写着，希望中苏两个大党能够重新团结起来。所以，他的葬礼，就成了一个极其敏感和复杂的国际外交舞台。 果不其然，苏联派出了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浩浩荡荡地飞往河内。 如果中国派人去了，在吊唁堂那个狭小的空间里，百分之百会和苏联代表团的头头柯西金迎面碰上，这时候怎么办？ 握手？ 在珍宝岛的硝烟还没散尽，苏联还在我们边境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亲切握手”照片一登报，全世界都会解读为“中苏关系和解”的信号。这会严重动摇我们“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对苏斗争原则。 扭头就走？ 更不行。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灵堂，是越南同志最悲痛的时刻。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大不敬，也是对越南同志的极大不尊重。 无论怎么做都是错，要么损害国家尊严，要么得罪兄弟邻邦。周总理正是以他超凡的洞察力，提前预判到了这个两难的局面。 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看似“失礼”，实则最高明的处理方式——暂时缺席。 当然，不公开吊唁不代表我们没有表示。周总理的指示还有后半部分。他让张东大使在合适的时机，单独前往越南外交部，进行“非公开”的、专门的吊唁，向越南同志当面解释情况，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同时，在国内，中国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全部下半旗致哀。这个规格，是极高的。 更重要的是，周总理亲自率领，由叶剑英、韦国清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苏联代表团离开河内之后，才飞抵越南。这样一来，我们既避开了外交上的麻烦，又能亲自向越南同志表达最真诚的敬意和哀悼。 当周总理一行人出现在河内时，所有的疑云和猜测都烟消云散了。越南同志也立刻明白了中方的良苦用心。这种处理方式，既坚持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特殊情谊。这是一种“静默的智慧”，是把对朋友的尊重，放在了所有形式主义之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格局早就天翻地覆。当年的中苏对抗，早已变成了今天更加复杂的全球博弈。咱们和越南的关系，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现在定义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