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一句话，人们常说是他最“霸气”的语录之一：“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在毛泽东看来，干部就是普通人，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唯一不同的，只是你担了一个更重的责任。 如果把这个角色理解成特权身份，那就离人民越走越远了。 其实他很早就对“当官”这事儿有警惕。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说这些，从延安时期起他就反复强调，干群关系的核心是态度，而不是技巧。 他讲得很直白——不是因为你是“处长”“司令”就天然高明，也不是会开会、会讲话、会写材料就能当好领导，关键是，你怎么看待群众，是把他们当成“对象”，还是当成“主人”。 在《论持久战》里，他专门提到，有些人总觉得群众工作搞不好是因为方法不对、技巧不够。 毛泽东不认同这个说法，他回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他不只讲，更是一直在做。 在延安整风时，他带头开门听意见，让人写大字报骂他；他亲自下地劳动，和士兵睡大通铺。 不是为了作秀，而是觉得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和群众混在一起，才能摸得准群众的心思，讲得出群众的语言。 建国以后，情况就更复杂了。 有些人一当上干部，立马变了脸，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带口音，走路都横着。 这种人一出门，前呼后拥，一副“你们都不懂”的神情，对群众的事儿嗤之以鼻。 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苗头。他反复敲警钟，说：“不能因为有了权力，就颐指气使。” 说白了，干部掌权以后，如果还自觉是“人民的儿子”，那一切都好说；如果变成了“人民的上司”，那这个社会就有麻烦了。 他很懂老百姓，知道群众最讨厌什么。 不是你文化低，而是你端着；不是你话说得直，而是你看不起人。 毛泽东把“摆资格”“耍威风”“训群众”这些作风称为“最低级的趣味”。 对群众不平等待人，就是一种思想懒惰；当了官就骂人训人，那是脱离实际的表现。 他讲这话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带着一种切齿的厌恶。 他把那种把人民当敌人、看不起劳动者的人，斥为“反人民的思想作风”，甚至说这是“国民党的作风”，说得极重，毫不留情。 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的姿态”不仅仅是你会不会种地、能不能下工地，而是一种站在普通人中间的态度。你讲话的语气、开会的站位、吃饭的顺序，群众都在看，谁真谦虚，谁装样子，一眼就能分出来。 他希望干部要像种地的、扫街的、修渠的那样说话办事，愿意和群众拉家常，不耻于听一耳屎骂。 其实对干部来说，这种态度反倒能帮他们干好工作。 他讲得很明白：“你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你的官更好做。”因为群众心里有杆秤，你是来做事的还是来装模作样的，是不是拿群众当回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有判断。 你不高高在上，他们就愿意听你说话，出事了也愿意站你这边。你天天训人摆谱，到最后台上热闹，台下冷清，谁也不搭理你。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1958年亲自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特意加上了那一条，明确规定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强调“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 他担心干部们有了权，就习惯性地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领导者”。 但在他眼里，这四个字的重点不是“领导”，而是“者”——你是人，不是神。你再大的官，也得听群众的声音，接受群众的监督，哪怕是个扫地的大娘说你一句难听话，也得反思，而不是回呛。 他不是没骂过干部，尤其是那些不知悔改的。 1956年后，毛泽东逐渐感到，官僚主义已经不是苗头了，是实打实的顽疾。 有些人仗着资格老，说话谁也不敢驳，基层群众有怨气反映上来，他们不仅不听，反而动不动就训人，嫌人烦。他气得直拍桌子，说这种人“应该让群众把他革掉”。 说到底，权力不是天然就拥有的，是人民用选票、用信任、用牺牲换来的。 你不为人民做事，甚至反过来压制群众，那就不是人民的干部，而是脱了党的皮、披着官袍的“老爷”。 他警告干部，“不要动不动就训人”，训得次数多了，群众就会厌恶、反感、抵触，到那时哪怕你讲得再好听，也没有人听进去。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八十多岁，病得写字都困难。 但他仍然用颤抖的手在批示上写下对训人作风的严厉批评，说这是“不懂马列”的表现。 这种细节，哪怕没有一句大道理，也能让人明白他心里的分量：你不是因为在台上说话就有理，而是你站在哪一边才有理。 在毛泽东的世界里，“干群之间的信任”，不是靠文件靠制度堆出来的，是一点一滴走出来的。 干部去村口陪人晒谷子，去生产队吃一顿粗饭，去听一段老百姓的牢骚，这些都是最直接、最实在的方式。他不是反对干部权威，而是反对脱离群众的“假威严”。 他希望的是，一个干部，无论当多大的官，身上始终带着劳动的泥点子、说话有烟火气、干事有汗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