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年，顺治不顾群臣反对，废了皇后孟古青。孟古青被废后，回了蒙古娘家，谁知她已有身孕。她顺利诞下了龙裔，这时候的顺治后悔了，想着把龙裔接回来，但是老丈人直截了当的拒绝了。
公元1644年，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登基成为清朝入关后的首位皇帝，史称顺治帝。顺治的即位始于皇太极驾崩后的政治权力斗争。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去世，因未立储君，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廷的焦点。 皇太极的第十四弟多尔衮和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争夺大位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两派势均力敌，难分胜负。多尔衮最终提出拥立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提议得到通过，福临被拥立为帝，次年改元顺治。 即位之初，福临虽为皇帝，但因年幼无力掌权，实际的朝政由多尔衮掌控。多尔衮不仅在朝中势力强大，甚至以“皇父摄政王”自居，这让顺治深感屈辱。少年皇帝虽年纪轻，但自幼接受满族尚武精神熏陶，早早展现出不凡的气度和自尊。年仅五岁时，他便随父皇太极狩猎，亲手射中猎物；登基仪式前，他拒绝乳母陪坐辇车，展现出帝王尊严。然而，面对多尔衮的掌控，他只能屈从，成为外人眼中的“傀儡皇帝”。 多尔衮的死成为顺治掌权的转折点。顺治十三岁那年，多尔衮因坠马身亡，福临迅速采取行动，夺回大权。他指控多尔衮结党营私、僭越皇权，列举其十四条罪状，将多尔衮的封号、爵位、庙享悉数剥夺，甚至开除宗籍、鞭尸示众。在顺治的指示下，郑亲王济尔哈朗重新掌握朝中大权，顺势清除多尔衮的党羽，包括大学士刚林、吏部尚书谭泰、英亲王阿济格等人，波及范围广达万人。
1654年，一道震惊京城的圣旨从宫中传出，年仅24岁的顺治帝不顾满朝文武的强烈反对，执意废黜了蒙古族出身的皇后孟古青，令满城风雨，众人惊诧不已。 顺治帝对这桩包办婚姻本就有诸多不满，再加上孟古青的诸多劣迹，更是让他感到无比厌烦。作为一国之君，顺治帝处处受制于摄政王多尔衮，就连婚姻大事也无法自主，他对多尔衮的专横早已心生不满。而对于孟古青，顺治帝更多的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妥协，并无真情实感。两人的性格差异，再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654年走向了决裂。 孟古青离开紫禁城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蒙古草原。在那里，她重新开始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命运却在此时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就在回到娘家不久后，孟古青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消息传到顺治帝耳中时，他内心震惊不已。这个孩子，是他与孟古青的骨肉，是大清王朝的皇嗣。顺治帝一边为自己终于有了子嗣而欣喜，一边又为当初废后的决定感到追悔莫及。他急切地派人前往蒙古，希望能够接孟古青母子回宫，给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然而，孟古青对往日宫中的种种早已心灰意冷。她不愿再回到那个令她窒息的牢笼，决意在草原上将孩子养大。顺治帝几番劝说，孟古青却坚决不从。她的父亲也对顺治帝的做法十分不满，扬言若是强行将孟古青母子接走，就要率兵南下，与大清王朝为敌。 顺治九年，福临开始推进一系列强化君主集权的改革。他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同时取消了诸王、贝勒和贝子对六部事务的管理权，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权力。他还规定了皇帝每月三次朝会和春秋两季举行经筵，并设置宗人府以管理宗室事务。为促进宗室子弟的教育，他在每个旗内设立了宗学，十岁以上未受封的宗室子弟都需入学。年底，他亲自接见了五世达赖喇嘛，加强了与西藏的联系。
顺治十年，他试图改变此前满臣垄断奏事的局面，要求章奏由满汉侍郎、卿级以上官员共同呈奏。这一年，他还提升了汤若望的地位，赐其号“通玄教师”。顺治本人也逐渐加强对政务和文化的关注。他通过日夜学习提升自己的汉语能力，并熟读汉语典籍，对《西厢记》尤为钟爱。这种热爱促使他改编了戏曲《鸣凤记》，在宫廷内进行演出，开创了清代皇帝改戏的先例。 顺治改变了朝廷满人独大的局面，重用汉官，亲自参与科举考试的监督。他对科举舞弊采取严格措施，在丁酉科场案中严厉处理了涉案官员，震慑了其他考生。此外，他还设立了汉大学士，提升了汉官在朝中的地位，并多次测试翰林官员以选拔人才。 他打破了此前以政治联姻为主的传统，开创了选秀女制度。他从八旗官员的女儿中选拔秀女，择优纳入后宫。这一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选拔的标准包括年龄、品貌和出身清白。秀女入宫后，他亲自挑选心仪者封为妃子。此举不仅扩大了皇帝选妃的范围，也提升了后宫妃嫔的整体素质，影响深远。此后，康熙帝、乾隆帝等都从这一制度中受益，子嗣众多。 顺治与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密切，授予其多个高位。他在与高僧憨璞性聪的交流中受到启发，开始深入了解佛法，并多次召见名僧玉林琇、茆溪行森等人，与他们谈论佛理。 他命令茆溪行森为他剃度，但此举引起孝庄太后的强烈反对。玉林琇被召入宫规劝，他强调顺治应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而不是舍弃皇位出家。在经过劝解后，顺治最终放弃了出家计划，恢复了皇帝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