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病危中的周恩来向秘书交代了一个隐藏心中40多年的秘密：“请告诉文物局负责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当时负责此项目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在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后，激动地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然而，周恩来的反应却与预期不同，他并未立即表现出兴奋，而是沉默片刻，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这句话让张爱萍一时难以回答，因为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在数据汇总和测算完成后，核爆炸的真实性得以确认。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才最终接受了这个振奋人心的结果。 他在面对大事时，始终注重关键细节，用自己的行动提醒他人，再重要的事情，也要通过事实与数据来验证，不能被表象或情绪所左右。周恩来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是他个人风范的体现，更是一种对国家与人民负责的态度。 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闻名，他注重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掌握其规律，因此被公认为最了解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心声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他与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交谈时，提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一段经历。周恩来回忆道，当年他曾在北京看到梅兰芳的表演，而自己也曾在学生时代饰演过女主角，他笑称两人算是“同行”。 周恩来以艰苦朴素为生活准则，始终严于律己。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他与妻子邓颖超夫妻情深，展现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观。周恩来对待他人的谦虚与尊重，以及对国家事务的细致与负责，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的言行不仅反映了一位领导人的风范，更是一种值得传承的精神力量。
1975年的深秋，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内，周恩来总理躺在病床上。这位为新中国奋斗了大半生的革命家，此时正与病魔抗争。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召来了自己的秘书，要交代一件尘封多年的往事。 秘书站在床边，听着周总理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年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第一号人物杨度，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他亲自介绍入党并直接领导的。周总理特意嘱咐秘书，一定要将这个消息转告给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 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杨度可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他曾是＂筹安会＂的核心成员，积极鼓吹帝制复辟，被当时的革命党人视为＂帝制余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历史记载为＂复辟派＂的人物，居然在暗中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加入共产党的时间是在1929年，当时正值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的白色恐怖时期。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他依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决心。他的入党经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亲自批准。从此，他开始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地下革命生涯。 为了保证安全，杨度只与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后来周恩来离开上海后，他改由夏衍联系。在这段时期，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人脉关系，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的“勤政殿”成为政协会议的重要场所，周恩来作为会议小组组长，经常在这里办公。他一生以勤奋著称，被毛泽东和邓小平评价为“拼命工作的人”，国际上更有“全天候总理”的称号。他是新中国朝气蓬勃形象的象征，这样的赞誉无疑是对其高效工作和无私奉献的最佳褒奖。 在治理黄河隐患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表态“黄河的事情我挂帅”。他亲自组织调研，领导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并成立治沙研究中心。当得知工人在潮湿廊道内工作导致关节炎时，他从北京调送医疗设备和药品，为工人安排疗养院治疗，还在工地设立保健食堂。周恩来的关怀让建设者深受鼓舞。如今，中国的黄河治沙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他当年的努力密不可分。 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以严谨著称，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亲力亲为。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他对细节事无巨细，包括报纸杂志的摆放、宴会菜单、演奏乐曲、参观路线等，全部亲自过问。为满足尼克松对《美丽的亚美利加》的喜好，他特别安排乐团在欢迎宴会上演奏这首曲目。尼克松对此赞赏有加，认为从未在外国听到过如此出色的美国音乐，并专程向乐团表示感谢。 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根据对象不同调整谈话方式。他或探讨问题，或做对方工作，或了解对方国家情况，进行深入调研。有一次，他与一位非洲国家总理谈了整整八个小时，涉及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送走外宾后，他坦言自己是在为非洲司的同事做调研。这种细致认真的态度让在场的人深受教育。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能对琐事关注入微，却不会被其羁绊。一次观看乒乓球表演时，周恩来在大雪纷飞中离席，原来是去安排清扫通往长城的积雪。次日道路洁净如新，展现了他对细节的关注与落实能力。尼克松感慨，周恩来总能在细节中把握全局。他关照每一棵树，也从不忽视整个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