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时，戴安澜的遗孀王荷馨接到通知，对方开口就说：“去台湾吧，给你房子，给你佣人，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她只回了一句话：“我丈夫埋在哪，我就在哪。” 就这一句，断了她的一生舒坦路。 通知她的副官还在絮絮叨叨说着台湾的洋房和金条，王荷馨已经转过身，往芜湖郊外的墓园走。 脚下的布鞋沾着泥，那是她刚给戴安澜的坟培过土。坟头的青草刚冒芽，是她亲手种的，就像当年在缅甸密林里，战士们说戴将军最喜欢看野草顽强的样子。 她想起 1942 年那个闷热的夏天，部队抬着戴安澜的棺材从野人山回来，三个月的路程，棺木上裹的油布都发了霉。 她抱着四个没断奶的孩子，最小的还在襁褓里，看着那口简陋的棺材，突然就明白了丈夫信里写的 “生死已置之度外”。 那晚她把丈夫的骨灰盒贴在胸口，整夜没合眼，天亮时对前来吊唁的人说：“他想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我得守着。” 王荷馨是戴安澜的童养媳，打小在戴家长大。他去黄埔军校那天，她偷偷塞给他一双布鞋，鞋底纳了 “平安” 二字。 后来他成了将军，写信教她识字，她就把那些信贴在墙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认。 戴安澜总说她名字太土，给她取了 “荷馨”，她起初总写错 “馨” 字，他就在信里画满香草的图案，说 “你看，这么多草字头，就像你总能给人带来清香”。 政府发的抚恤金寄到那天，她正给孩子们缝补衣裳。邻居劝她换个大点的房子，她却揣着钱去找了教育局的人，说要办所学校。 “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的牌子挂起来时，她站在门口，看着工匠们往墙上刻校名，突然红了眼。 她不懂教学，就天天在校门口搬砖，给老师端茶倒水，有人送来捐赠的教具，她都记在账本上，说 “这是戴安澜的命换来的，不能糟践”。 那年头物价飞涨，家里常揭不开锅。有次只剩一个鸡蛋，她拿刀切成四份，四个孩子一人一瓣，自己啃着掺了糠的窝头。 大儿子戴复东哭着说 “妈你也吃”，她笑着抹掉他嘴角的蛋黄：“妈不爱吃这个，妈爱吃窝头。” 其实她口袋里揣着刚从织布厂领的工钱，攥得发皱，却宁愿先拿去给学校买煤。 国民党的人第三次来劝她时，带来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信里说 “可保戴家子孙无忧”，副官还拍着胸脯保证，到了台湾就给她配汽车和厨师。 王荷馨把信放在戴安澜的牌位前，烧了。“他当年在野人山饿着肚子打仗，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当逃兵。” 她给孩子们收拾书包，“明天还去学校，别听外面瞎吵。” 戴安澜的老战友来看她，塞给她一沓钱，被她连夜送了回去。 “我要是拿了这个，将来怎么跟安澜说？” 她坐在油灯下纳鞋底，“戴家的人，不靠死人吃饭。” 孩子们看着母亲手上的茧子，大的学着帮她穿线，小的趴在桌上写作业，煤油灯的光晃啊晃，照得一家人的影子挤在墙上，像棵抱团的树。 1956 年接到去北京的通知时，王荷馨正在给墓园除草。来人说戴安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要给她发奖章，她愣了半天，问：“要花钱吗？” 得知不用，才换上那件缝补了三年的蓝布褂子。在人民大会堂，有人夸她了不起，她只是指着奖章说：“这是他的，我就是替他来拿。” 回来后，她把奖章挂在祠堂最高的地方，初一十五就擦一遍，从不让人碰。 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儿子戴复东考上大学，成了建筑学家，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时，总在图纸旁放一张父亲的照片。 有人问他怎么这么拼，他说：“我妈总说，你爸流的血不能白流。” 四个孩子没一个走歪路，每次回家，都要先去墓园给父亲磕头，再陪母亲坐一会儿。 王荷馨的腿越来越不利索，就搬到墓园旁边的小屋住。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坟前，有时候织毛衣，有时候只是发呆。 有次下雨，她披着蓑衣在坟前站了很久，邻居劝她回去，她说：“安澜以前打游击，淋惯了雨，我陪他待会儿。” 1971 年冬天，王荷馨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她拉着孩子们的手，指了指墙上戴安澜的遗像，又指了指窗外的墓园。 孩子们都懂了。她走的那天，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一辆板车把她的遗体拉到墓园。 墓碑上刻着 “生死相随”，和戴安澜的墓碑并排立着，像年轻时那样，他在左，她在右。 后来有人在清明时去过安澜园，看见两座墓碑前摆着一束野菊花，旁边放着本翻烂的《远征》诗集。 翻开的那页，戴安澜的笔迹苍劲有力：“投笔从戎去，誓歼倭寇仇”。 风吹过墓园，仿佛能听见王荷馨轻声说：“安澜，我守着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