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被关押的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腹痛难忍，提出去上厕所。谁料半天后，范纪曼还没从厕所出来，厕所里已经空无一人。狱长一听，高喊：“马上就要枪毙他，他怎么给跑了？ 1949年4月的上海，解放军渡江在即，提篮桥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即将被处决的国民党少将。他叫范纪曼，表面上是败军之将，实际身份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位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少将，兜里揣着的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密码。他1926年就入了党，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回国后奉命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官至少将高参，手里攥着的军事情报，能让国民党的长江防线露出好几个窟窿。 被抓纯属意外。3月下旬，他去接头传递一份关于上海布防的图纸，没想到接头人早就叛变，刚见面就被埋伏的特务按住。搜身时，特务从他鞋垫下摸出半张加密电报，一审问，才知道这个天天在司令部喝茶看报的少将，竟是钻在心脏里的“钉子”。 关押的日子里，范纪曼没少受刑。老虎凳、辣椒水都试过，他咬着牙只承认自己“私通共军”，绝口不提组织和其他同志。狱友里有个看守是地下党发展的线人，偷偷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三天后处决，速做打算。”他捏着纸条在墙角蹲了半夜，盯着厕所墙角那块松动的砖头发呆——那是他入狱第一天就发现的，砖后是空的，能容下一个人蜷着身子。 4月12日那天，他故意吃了变质的窝头，捂着肚子满地打滚，看守嫌他麻烦，骂骂咧咧地打开牢门，把他往厕所推。进了厕所，他反手锁上门，掏出藏在裤腰里的小钢锯——那是线人趁送饭塞给他的，锯条细得像铁丝，却足够锯断厕所后墙的木栅栏。 锯到一半，外面传来看守的催促声：“拉完了没有？磨磨蹭蹭的！”他应着“就来就来”，手上加快速度，木屑掉进袖口也顾不上抖。栅栏断开的瞬间，他听见远处传来隐约的炮声——那是解放军渡江的信号，震得监狱的墙都嗡嗡响。 他钻过栅栏，外面是监狱的后巷，堆着半人高的垃圾。早有准备的地下党同志在巷口等着，递给他一套粗布短褂。换衣服时，他摸了摸胸口，那半张加密电报还在，是用蜡封在纽扣里的。“去不了司令部了，”他喘着气说，“把这个交给组织，上海的碉堡位置全在里面。” 等狱长带着人砸开厕所门，只看见地上扔着件国民党军装，墙角的栅栏豁着个口子，风灌进去呜呜响。有人在栅栏下捡到半截锯条，狱长气得摔了枪：“一群饭桶！连个厕所都看不住！”他哪知道，范纪曼早就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往解放军的阵地去了。 后来有人说，范纪曼能跑，全靠运气。可那些被他送出的情报不会说谎——解放军过江后，精准避开了国民党布下的暗堡，上海解放时，不少特务还在等着“少将高参”的情报，浑然不知他们的防线早被自己人捅了个透。 你说怪不怪？一个被重兵看守、即将枪毙的人，竟敢在厕所里赌上性命。是解放军的炮声给了他底气？还是藏在心里的那份“一定要看到上海解放”的念想，让他连生死都敢赌？ 范纪曼的故事，藏着太多潜伏者的影子。他们穿着敌人的衣服，住着敌人的营房，心里却装着另一番天地。哪怕被抓、被打、被判死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想着把情报送出去，把路给后来人铺平。 这样的“逃跑”，到底是侥幸，还是信仰撑起来的必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