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黄标1900年生在湖北洪湖，年轻时就投身革命，当过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那他怎么就成了“汉奸”呢？ 这事儿得从1940年说起。当时，抗战打得最艰难，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湖北一带被日伪军死死掐着脖子。队伍有九万多人，但后勤补给几乎断绝，战士们冬天连棉衣都没有，只能裹着芦花御寒，被老百姓心疼地称为“花子队”。 缺钱、缺药、缺武器，部队都快撑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组织上找到了黄标。当时，日本人为了“以华制华”，正在四处拉拢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黄标在当地威望很高，自然成了日伪的目标。 党组织交给黄标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受敌人的“好意”，打入敌人内部，当一个“汉奸”。 听到这个命令，黄标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说：“叫我当汉奸？那我祖宗八代的脸往哪儿搁！” 但领导们耐心跟他解释，这是组织的需要，是抗战大局的需要，甚至李先念司令员都亲自点名，希望他能扛起这个重担。这不仅是为了搞情报，更是为了给部队开辟一条生命线。 经过彻夜难眠的思想斗争，黄标最终咬着牙答应了。他成了一名“特别党员”，切断了和地方党组织的一切联系，他的真实身份，只有极少数几个高层领导知道。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革命者黄标，多了一个在日伪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的“黄大队长”。 黄标这“汉奸”当得可真不一般。他先是利用自己的手腕，混进了地方黑帮“汉流”当上大哥，又渗透进道门“同善社”当了坛主，黑白两道通吃。日本人看他这么“能干”，对他越来越信任，保安大队长、清剿大队长、自警团团长……官衔一个接一个地给。 他手里有了权，有了枪，有了人。 但他心里那杆秤，始终是向着新四军的。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下了小港这个地方。小港，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却是洪湖通往长江的咽喉要道。当时长江主航道被日军封锁，商船只能绕道走一条叫“内荆河”的小河。而小港，就是这条黄金水道的命门。 谁控制了小港，谁就掌握了财富的密码。 为了拿下小港，黄标玩了一出漂亮的连环计。他先是以“清剿匪患”的名义，把自己地盘上的土匪给端了；接着又以打击假冒新四军的“新嘎咕”为由，灭了另一伙伪军。同时，他暗中切断了日军驻守小港部队的补给线和电话线，让守军断粮断盐，成了孤岛。最后，他还策动慰安妇闹事，搞得日军内部鸡飞狗跳。 一套组合拳下来，日军司令焦头烂额，干脆把小港的防务甩手交给了他最信任的“黄大队长”。 黄标一拿到小港的控制权，立马就在这条百里水道上设了税卡。 过往商船，只要交税，他就派船队护航，保证安全。这么一来，商船觉得既安全又划算，都愿意走这条道。 这一下，财源滚滚而来。 之前，黄標偷偷摸摸地支援新四军，每个月最多也就800块银元。拿下小港后，这个数字飙升到了多少？每个月20万银元！ 黄标，成了新四军名副其实的“地下财神爷”。 除了钱，他还利用自己控制的船队，冒着天大的风险，把食盐、药品、布匹、武器弹药这些比金子还珍贵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根据地。 1945年日本投降，黄标的任务完成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他手下那四百多号伪军，连人带枪，还有整整二十多船的军火，浩浩荡荡地回归了新四军。组织上也没有亏待他，任命他为副师级的汉沔指挥部副指挥长。 当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黄标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生命的危险，更是至亲的误解和唾弃。 在他当“汉奸”的那几年，家乡人视他为奇耻大辱。族人愤怒地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剪掉。他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自从他“投敌”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一面，家里送去的任何东西，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心碎的老母亲请人代笔，写下了一封遗书，字字泣血：“老身不幸，生一孽子……其所作所为，令人切齿，乃黄门之败类，炎黄之孽种也。老身生无以对世人，死愧以见祖宗。” 写完遗书后不久，这位刚烈的老人，就用一根布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黄标得知噩耗，赶回家奔丧。灵堂内外，乡亲们对他怒目而视，避之不及。他跪在母亲的灵前，泪如雨下，却没有任何人上前安慰。亲人递给他的，只有那封让他肝肠寸断的遗书。 为了组织的纪律，他不能辩解，一个字都不能说。这份痛苦，这份孤独，他只能一个人扛。 这种痛，比子弹打在身上还难受。 然而，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 由于战争的残酷，当年知道黄标真实身份的几个关键领导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调往别处，一时间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而他“汉奸”的履历，却是板上钉钉的。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1951年5月18日，在沔阳的刑场上，黄标背上插着“洪湖大汉奸黄标”的牌子，被押赴刑场。 八声枪响过后，轮到了他。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吉普车冲了进来，一声“枪下留人”改变了他的命运。省公安厅厅长陈一新发来的加急电报，救了他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