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在举行授衔仪式之际，他竟猛地一把扯下肩章，而后扬长离去，紧接着便立下了一则坚定的誓言：死后决然不会身着军装下葬！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授衔仪式正在庄重举行，将星璀璨，号角激昂，台上台下皆是共和国最杰出的战将，然而，就在这片肃穆的氛围中，一位将领的举动，却震撼了全场，他接过肩章后，并未如众人那样庄严佩戴，而是轻轻将它摘下，转身离开了仪式现场，这一动作，静默无声，却堪称共和国军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抗议之一，他的名字，叫段苏权。 段苏权的名字，在共和国众多将星中，并不总是最为人所知的那一位，但他的经历，却比许多人更加曲折、沉重，也更具象征意义，1916年，他出生在湖南茶陵的一个贫寒农家，成长于烽火连天的岁月，少年时期，他就参与了农民运动，14岁便投身革命，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的他，年纪尚小，却已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相系。 1934年秋，红军主力正处于战略转移的紧要关头，作为黔东独立师的政委，年仅18岁的段苏权受命率领一支尚未成型的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拖住敌军十个团的围攻，这支部队不过七百余人，枪械不足四百支，却要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重任，战斗持续二十多天，敌军不断围剿，弹尽援绝的独立师逐渐被压缩至绝境，最终，师长王光泽被俘牺牲，段苏权右脚踝中弹，骨碎筋裂，为了不连累战友，他被藏入山洞，靠野果山泉度日。 此后，段苏权在组织视野中“消失”了三年，这三年，他拖着伤腿辗转求生，躲避追捕，他曾以乞丐身份行走在乡间，曾被国民党保安队抓去修筑工事，也曾在深山老林中几近饿死，最终，他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与旧日上级重逢，得以重新归队，那一年，是1937年，三年的音讯全无，组织一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他的生还，几乎被视作奇迹。 归队之后，段苏权很快便重新投入战斗，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展现出极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创新战法，率部歼敌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成为空军建设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陆军将领，他是首批学习驾驶轰炸机的军官之一，后被调任志愿军空军指挥岗位，参与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场上，段苏权并未循旧模式行事，他看到战损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便上报了真实的飞行员伤亡数据和战果比，指出虚报战绩对空军长远发展的危害，这份报告，直接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在当时，这样的举动并不寻常，说真话，意味着承担责任，也可能意味着遭遇质疑，但段苏权始终认为，真实是改革和进步的前提。 然而，正是这份刚直不阿的性格，也让他在评衔过程中遭遇了难以磨灭的委屈，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段苏权凭借其战功和资历，理应获得较高军衔，然而，评定结果却是“暂授少将”，原因指向他在1934年至1937年间与组织失联的三年，尽管早在1937年归队后，八路军120师党委便有书面结论，明确他“历史清白”，但在评衔前夕，这段经历被重新提起，成为他军衔评级的重要考量因素。 这一决定，令段苏权极为痛心，他从不看重军衔的高低，却无法接受这份评定所隐含的质疑，他不能容忍自己三年浴血求生、九死一生的经历被轻描淡写地归入“历史问题”，在授衔仪式现场，当他看到曾在自己手下担任营长的同志肩戴中将、上将的肩章，而自己却被“暂授”少将，他选择了沉默抗议，他摘下肩章，默默离席，这不是对荣誉的否定，而是对不公正评价的坚决拒绝。 这之后，他从未再提及此事，贺龙元帅曾专门与他谈心，劝他放下心结，他也确实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参与编写军事教材，改进海防工事，指导老挝抗美战线建设，即便在特殊年代被下放农村，他依旧踏实工作，帮助农户改良农业技术，提升产量，他的忠诚，不在言语，而在行动。 1993年，段苏权病逝，他留下遗言，拒绝穿军装下葬，也不要任何勋章陪葬，追悼会上，他身穿深蓝色中山装，覆盖党旗，无军旗、无军功章，前来送别的，是一百多位战友和部属，他们中，有人已是高级将领，有人仍记得他在战场上的冷静指挥与刚毅性格，尽管他生前拒绝军装，但战友们仍然为他敬上一个军礼，这是对他人格与信仰的无声致敬。 多年以后，军事科学院在解密档案时，发现了那份早在1937年便认定其历史清白的文件，这份尘封的证明，迟到了近半个世纪，1985年，《解放军报》也曾为其发文平反，肯定其在空军建设中的重要贡献，然而，对于段苏权而言，这些迟到的正义，已无实际意义，他选择用一生的沉默与奉献，回应误解与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