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股叫“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成千上万像刘琦一样的城里娃娃，从父母身边卷走，扔进了广阔但陌生的农村。19岁那年，刘琦，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四、瘦瘦小小的姑娘，怀着一腔热血，告别城市，来到了内蒙古河套地区一个叫“红柳圪旦”的村子。 这地方，黄河边上，挨着沙漠，风沙大，长满了红柳。可对一个城里姑娘来说，浪漫是别人的，她要面对的，是比想象中严酷一万倍的现实。开荒、种麦、挑水、拾粪…… 这些活儿，没一样是轻省的。很多男知青都叫苦不迭，可刘琦这个小个子，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她用两年的时间，就把一辈子没吃过的苦，尝了个遍。 一晃十年过去，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知青返城的政策松动了。村里的知青们一个个欣喜若狂，收拾行囊准备回家。可这股春风，偏偏就吹不到刘琦身上。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她的返城申请被一次次驳回。希望的大门，在她面前“哐”地一声关上了。哥哥在信里劝她，别等了，岁数不小了，在当地找个人嫁了吧。 “在当地嫁人”，这五个字，对刘琦来说，无异于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她已经快30岁了，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大龄剩女”。回不了城，再不嫁人，未来在哪？就在刘琦最迷茫无助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他叫刘三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地农民。人长得敦实，话不多，但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他没啥文化，大字不识几个，可他对刘琦好。 刘琦干不动重活，他闷着头就给干了；刘琦想家掉眼泪，他就在旁边笨拙地递上一碗热糜粥。这种好，简单、直接，像黄土地一样，不花哨，但暖人心。 1977年，32岁的刘琦，在彻底断了返城的念想后，接受了刘三海的求婚。她想，回不去了，那就认命吧。只要这个男人真心对我好，日子总能过下去。于是，就有了新婚之夜那句承诺：“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 说实话，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埋着雷。一个读过高中的城市知识女性，和一个目不识丁的传统农民，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习惯，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刘琦以为，只要有“情”和“义”，这条沟就能填平。但她低估了现实的残酷，也高估了人性的坚韧。 婚后的日子，起初还算和美。刘三海确实拿她当宝，知冷知热。很快，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刘琦抱着女儿，觉得生活有了新的奔头。 可她渐渐发现，丈夫的脸上，笑容少了点什么。村里人看她的眼神，也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一年多后，二女儿出生。这下，刘三海的脸彻底拉了下来。在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根深蒂固的地方，生不出儿子，就是女人最大的“原罪”。 刘三海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别人背后的指指点点，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开始限制刘琦的自由，不让她跟别的知青联系，怀疑她有二心，觉得她瞧不起自己这个农民。 曾经那个憨厚老实的丈夫，慢慢变了。失望变成了怨气，怨气催生了暴力。他开始酗酒，喝醉了就骂她是“不下蛋的鸡”，是“赔钱货”。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刘琦不明白，那个曾经对她那么好的男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把希望寄托在第三胎上。她甚至偷偷找人算过，说这次准是个小子。可命运，再一次跟她开了个恶劣的玩笑——生的，还是个女儿。 这个女儿的降生，彻底压垮了这段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刘三海的耐心和温情，被彻底耗尽。 他不再把刘琦当成妻子，而是当成一个生不出儿子的失败品，一个发泄生活不如意的出气筒。辱骂和殴打，成了家常便饭。 刘琦想过离婚。可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拖着三个“赔钱货”女儿，能去哪儿？娘家回不去，社会上没有她的立足之地。刘三海也看透了她的软肋，每次她一提离婚，就以三个女儿的性命相威胁。 日子，就这么在无尽的黑暗中煎熬着。刘琦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里，把所有的泪都流在深夜。她看着三个可爱的女儿，心如刀割。她教她们读书，给她们讲城里的故事，想让她们活得跟自己不一样。可她自己的那盏灯，却在一点点地熄灭。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18年的婚姻生活，就是一根根稻草，不断地压在刘琦的身上。丈夫的冷漠、村里的歧视、生活的贫困、希望的泯灭……终于，在1995年的一个冬日，她再也扛不住了。 那天，刘三海又因为一点小事对她大打出手。看着丈夫狰狞的面孔，和孩子们惊恐的哭声，刘琦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她平静地哄睡了三个女儿，坐在昏暗的灯下，写下了那封绝笔信。 她拿起那瓶藏了很久的农药，没有一丝犹豫。喝下去的那一刻，她眼前闪过的，或许是19岁时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是新婚之夜那个许下承诺的自己，但最终，都定格在了那句撕心裂肺的控诉：“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 刘琦死了，年仅50岁。她的死，在村里激起了一点涟漪，很快又归于平静。人们说，这个城里来的女人，想不开，心眼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