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后，尸体被人裹进破草席扔进浅坑，谁都以为他这一死就算了，可五年后，他却被清人请出乱葬坑，安安稳稳送进了明十三陵，还专门为他修了一座“思陵”。
1644年3月19日，北京煤山一棵歪脖老槐树下，两条布条，在风中晃荡。
布条下，悬挂着大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
几日后，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现这具尸体时，崇祯的龙袍被粗暴地剥下。
最终，他和周皇后的遗体，像处理两件垃圾，被胡乱裹进一张破草席扔进了煤山附近一处为贵妃田秀英挖掘的浅坑里。
然而，五年后，它将被新朝的统治者小心翼翼地挖出，最终安放进一座名为“思陵”的皇家地宫。
1644年，大明江山风雨飘摇。
内有李自成农民军势如破竹，外有满洲铁骑虎视眈眈。
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位刚愎自用又生性多疑的末代君主，在绝望中选择了“君王死社稷”的决绝选择。
他逼死后妃，剑伤爱女，在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登上煤山选择了自缢殉国。
死前，他在衣襟留下血书，并恳求“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然而，胜利者李自成对这位前朝皇帝并无半分敬意。
崇祯的尸体被发现后，被剥去龙袍，与周皇后遗体一同，仅用破草席包裹，抬下煤山。
李自成甚至命人将这两具帝后遗体置于东华门外的门板上，暴尸三日，任由百姓围观、唾弃。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崇祯尸骸的价值，并未因草草掩埋而消失。
1644年4月，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击败，仓皇退出北京。
5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劲旅，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北京城。
清廷敏锐地意识到，如何处置前朝末帝的遗体，是一个绝佳的政治工具。
厚葬崇祯，既能彰显清朝“仁义之师”、“替明复仇”的正义形象，又能安抚前明遗民，瓦解抵抗意志，更能凸显清朝取代明朝的“天命所归”。
于是，崇祯那具裹在破草席里、躺在田贵妃墓穴中的尸骸，瞬间成了新朝统治者眼中的“香饽饽”。
顺治元年五月，清廷高调宣布为崇祯帝发丧！
他们下令，全国官民为崇祯服丧三日。
同时，工部接到紧急命令。要将昌平州田贵妃墓，改建为崇祯皇帝的正式陵寝！
清廷将这座原本简陋的妃子墓，扩建为帝陵规制，增建享殿、明楼，铺设神道，树立石碑，并赐名“思陵”。
1645年，清廷正式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椁迁入修缮一新的思陵地宫。
顺治帝甚至亲自为崇祯上庙号“怀宗”，极尽哀荣。
表面上看，这是对前朝帝王莫大的尊重与礼遇。
然而，在这“风光大葬”的背后，是政治算计。
清廷刻意强调崇祯是“殉国明君”，将其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从而将明朝灭亡的责任巧妙地推给李自成等“流寇”，以及崇祯口中那些“误国”的臣子，而清朝则成了“吊民伐罪”、为明复仇的正义使者。
这种叙事，极大地消解了汉人官民对清朝的敌意。
然而，表面的尊崇之下，是难以掩饰的贬抑与操控。
思陵虽是帝陵，但其规模、规制在明十三陵中是最小的，远不能与其他明朝皇帝相比。
清廷在细节上处处体现着“区别对待”，享殿的琉璃瓦等级较低，石像生数量稀少，明楼高度也被刻意压低。
更微妙的是庙号的变动。
清廷最初给崇祯上了“怀宗”的庙号，但不久后便悄悄取消，只保留谥号“庄烈愍皇帝”。
到了乾隆年间，清廷对思陵进行修缮时，更是将这种微妙的态度表露无遗。
修缮工程敷衍了事，许多该有的帝陵元素被简化或省略。
乾隆皇帝甚至亲自审阅图纸，指示思陵的明楼必须比其他明陵矮上半截！
这种刻意的“矮化”，无声地宣告着清朝给予崇祯的“体面”，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
前朝帝王终究是前朝帝王，他的荣耀与哀荣，完全服务于新朝的统治需要。
从破草席到楠木棺，从浅土坑到帝王陵，崇祯死后的“荣辱”轮回，成为历史对权力游戏最辛辣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