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切除阑尾，摘除扁桃体，拔光所有牙齿。她斩钉截铁地说："凡是可能引发炎症、干扰肝病研究的器官，一个都不能留！" 【消息源自：《解放军报》2021年11月对陈菊梅院士的追忆特稿，及《中国传染病防治史》第三章"肝病攻坚岁月"】 手术室的灯光白得刺眼。陈菊梅躺在手术台上数头顶的灯管，麻醉师第三次确认："陈教授，您真要同时做三个手术？阑尾、扁桃体就算了，这满口牙......"她抬起手打断对方："拔。少一颗都可能耽误我进实验室的时间。"这是1972年冬天，47岁的传染病专家正在用最极端的方式解决"小毛病"——那些反复发作的炎症像定时炸弹，总在她攻关肝病治疗的关键时刻突然爆炸。 三个月前那场实验的失败还历历在目。培养皿里的肝细胞样本即将完成观测，扁桃体突然化脓引发高烧。"老陈，数据又得重来了？"助手看着被她体温计甩出的水银珠在水泥地上滚动。她没说话，把记录本重重合上时，蛀空的臼齿崩掉半颗。此刻手术刀划过皮肤的凉意反而让她踏实——等这些"零件"清除干净，看还有什么能阻挡研究进度。 丈夫陈国仕在消毒水味道里找到她时，病床上的人正用漏风的嘴指挥学生调整显微镜。"你倒是把病房当实验室了。"他放下保温桶，里面炖烂的冬瓜在齿龈渗血的妻子面前显得格外体贴。陈菊梅咧嘴笑了："这下好了，以后发烧拉肚子都找不到借口。"窗外的枯枝划过玻璃，她突然正色："老陈，陕北送来的肝炎样本到了没？" 这种近乎偏执的专注从她啃着咸菜考进浙江医学院时就开始了。1954年在列宁格勒留学时，苏联同学见过最骇人的场景，是这个中国女生为节省吃饭时间，把黑面包泡在试管架旁的热水里搅成糊状。回国后接手302医院肝病组时，实验室连恒温箱都没有，她用体温孵育菌株，军大衣里揣着培养瓶一揣就是八小时。 1973年深秋的凌晨，五味子提取物在试管里显出奇效那一刻，值班护士看见陈教授光着脚奔出实验室，拔牙后凹陷的腮帮一鼓一鼓。她连夜写的《中药降酶理论初探》手稿上，有几处钢笔水晕开的痕迹——不是泪水，是牙龈出血滴在了纸上。这套疗法后来让重型肝炎死亡率直降47%，有海外专家来访时盯着她空荡荡的口腔问代价是否太大，她转动着茶杯："比起病人等死的痛苦，我这几颗牙算什么呢？" 2003年非典肆虐时，78岁的陈菊梅把办公桌搬进隔离区。年轻医生拦着不让她进病房，她指着自己胸牌："我切过阑尾拔过牙，连死神都嫌我不好啃。"那本连夜编撰的防治手册里，有个被咖啡渍染黄的章节——某天凌晨她实在太困，栽倒在稿纸上睡着的痕迹。 2021年初冬，96岁的老人躺在熟悉的消毒水味道里。帕金森让她的手抖得握不住笔，却坚持要看最新肝病数据。"奶奶，您该休息了。"当医生的孙女试图合上电脑，老人突然清晰地说："把我留给医学院。"遗体捐献书上那个歪斜的签名，像极了她第一次拄着拐杖进实验室的背影。殡仪馆的告别厅里，当年被她带过的学生现在都成了专家，不知谁低声说了句："陈老师这下，真把自己变成标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