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意外俘获十余名日军溃兵，团长原欲处决所有战俘，然而战俘名单中的大宫静子颇为特殊，她是岛国战地医院护士，未伤害中国人，并非战斗人员，团长不禁踌躇起来。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夏天，重庆白沙镇的街头出现了一位奇怪的老太太，她穿着一身和服，脚下却踩着一双布鞋，手里端着一碗刚买的酸辣粉，拎着塑料袋，一边走一边问卖菜的大姐哪里能买到花椒，说的话带着点川味口音，听起来不伦不类，惹得摊位前一群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她走得不急不慢，眼神却在街角的老茶馆那儿停了很久。 这个老太太不是游客，也不是归侨，而是当年那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一个人，她叫大宫静子，日本人，在这个镇上，她还有个中国名字，叫莫元惠。 1945年春天，缅甸拉因公的山头刚打完一仗，远征军201团缴获了一批日军俘虏，被俘时，她穿着一身血渍斑斑的白褂，左臂绑着临时包扎的布条，脚踝上还缠着藤刺留下的血痕，身边十几个人一起跪着，士兵把枪口对着他们的后脑，准备执行命令。 她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那时候，医疗站缺人，有人提出她是护士，能救人命，让她活下也许更有用，团部的人犹豫了，她就这样被留下了。 刚开始，没人待见她，饭菜送到门口又被拿回去，卫生所的门前总有人吐口水，她不吭声，照旧早起晚睡，给伤员拆绷带、换纱布，动作又快又稳，她用的都是中国人留下的旧工具，镊子钝了，针头断了，她照样上手，夜里没灯，她点上小油灯，一缝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次，一个小兵高烧不退，嘴里说着胡话，拉着她的袖子喊“娘”，她坐在床边，一边拿湿帕子给他降温，一边轻声哼着小时候听过的摇篮曲，调子不对，歌词也不准，但那个兵渐渐不再挣扎了，那天之后，送饭的人不再收回碗，也有人在她洗衣服时递来肥皂。 她从不多说话，整日忙着救人，营地遭过一次空袭，炸弹落在后山，震波把窗口震碎，她趴在伤员身上，后背被玻璃划了几道口子，缝了十几针，她却只问，药箱还在不在。 战争结束后，部队整编，遣返日本俘虏的名单贴在公告栏上，她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回去收拾铺盖，把那只破旧的医药箱放到了最上面，那是她用半年的津贴换来的，里面装着磺胺粉和几瓶止痛药，她没有去集合，而是留在了营地。 不久后，她和一个老炊事员一起离开了军队，两人一前一后，背着行李，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回到重庆白沙镇，她换了名字，穿上粗布衣裳，住进了土砖房，跟着学做饭、挑水、种菜、插秧，村里人知道她是日本人，一开始都避着她，她不争不吵，谁家孩子发烧，她背着去镇上看病；谁家没水，她帮着提桶，慢慢地，大家也就不再提她从哪儿来。 她和丈夫生了三个孩子，家里穷，孩子小，她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还要做针线，有一年大儿子在外被人砸伤，死在了医院门口，她在灵堂前跪了三夜，眼睛浮肿得睁不开，那年冬天，她一针一线地给全家每人缝了双厚鞋垫，说是“踩着热的过年”。 1978年，镇政府来了几位干部，说她在日本还有亲人，她摇头不信，直到那封信递到她手里，信封上写着她小时候的名字，笔迹工整，她读得慢，每一个字都念了两遍，原来，她的父亲还活着，在东京成了企业家，找她三十多年。 她没有立刻答复，一个月后，她才随丈夫去了东京，父亲头发花白，眼神还和记忆里一样严厉，他们没说多少话，几天后，父亲病重去世，把所有遗产都留给了她。 她没有留在东京，她说看不惯那边的菜太甜，街太干净，邻居之间不说话，她把遗产打包交给律师，办完手续就回了白沙镇，回去那天，她给村小学买了一批新课桌，还送了几台缝纫机给妇女组。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只是屋檐下多了几张从日本带回来的照片，她早年留下的伤还在作痛，尤其是腰部被玻璃刮伤的那几道，每年下雨前都会隐隐抽痛，她从不抱怨，只是多喝点姜汤，多穿一件旧毛衣。 后来，她的孙子问她：“你是不是有很多钱？”她笑了笑，说：“钱买不到晚饭的花椒，”她最爱吃的是家里人做的回锅肉，喜欢的不是味道，是那股锅铲敲铁锅时的响声，那才像是家。 她晚年常坐在老屋门口，手里拿着蒲扇，看街坊小孩们追着狗跑，有时候，她会拿出那只旧医药箱，擦一擦灰，放回箱底，里面的瓶瓶罐罐早已过期，但她一直没舍得扔。 她活得安静，不声不响地在镇上待了几十年，没人再叫她“日本婆”，她就是“莫奶奶”，是给人看过病、送过饭、缝过衣的邻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