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8岁就退休在家的清朝摄政王载沣，晚年以90万斤小米的价格卖掉了曾经代表着皇族荣耀的醇亲王府，儿子为此难以理解，大声的质问他“为什么？”然而他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就让儿子闭了嘴。 载沣出生于1883年，是清朝道光皇帝的孙子，醇亲王奕譞的第五个儿子，他的二哥是光绪皇帝，身份显赫，自小在太平湖边的王府中长大，他自幼聪明，不爱玩乐，喜欢书法、史书和天文，七岁那年，他因兄长早逝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成了清廷最年轻的铁帽子王，虽然年纪小，但他性格沉稳，不像其他皇族子弟那样浮夸。 1900年，清廷因义和团之乱与列强交战，载沣被慈禧派往德国，为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赔罪，这趟出使让他见识了西方国家的强盛，也感受到了清朝的积弱，当时他年仅18岁，但那段经历成了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让他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更深的思考。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被立为皇帝，因为溥仪年幼，清廷推举25岁的载沣为摄政王，协助朝政，他一度试图用改革来挽救清朝，推动宪政、整顿军队、裁撤冗官，还罢黜了当时势力极大的袁世凯，他希望通过制度革新来稳住风雨飘摇的王朝，但清廷内部派系林立，阻力重重，外部则是不断高涨的革命呼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迅速崩溃，载沣在28岁这一年辞去摄政王职务，回到醇亲王府，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辞职之后，他没有再参与政治，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恢复皇权的意图，他搬回王府，生活简朴，早起读书写字，喜欢看天文图册，用星球仪研究星象，他坚持写日记，记录晚清的种种，仿佛用笔抵御着记忆的流失，他对历史充满兴趣，尤其喜欢翻阅《资治通鉴》，从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王府虽然大，但日子过得像普通人一样平静，他的原配是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性格强硬，两人关系淡漠，后来，他纳了邓佳氏为妾，性格温婉，陪伴他度过大半个晚年，为他生了六个孩子。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的重担越来越重，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废除了清室优待条件，皇族的俸禄不复存在，载沣失去了每年五万两的收入，生活顿时紧张起来，靠着变卖家中积蓄和老物件，他暂时撑了下来，1939年，天津发生大水灾，他在天津的家产几乎全部被毁，许多字画、古玩都没能抢救出来，此后，他带着家人搬回北平，继续住在老王府中。 到了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溥仪被苏军俘虏，载沣彻底断了经济来源，王府虽然大，但年久失修，漏雨的屋顶、剥落的墙皮、破败的花园，都需要大量费用来维持，仆人们纷纷离去，府内渐渐变得空旷寂寥，他曾试图靠卖古玩和田产维持生活，但这些也终有卖空的一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载沣看得很明白，这个新时代不再需要王爷，也不再需要王府，他接受现实，没有抵触新政权，他取消了家中的请安制度，鼓励孩子们称呼彼此为“同志”，不再拘泥于旧礼，他的饮食变得极为简单，早饭是玉米粥配烧饼，有时连糖也省去，他听收音机了解国家新政策，劝子女学习新知识，参加社会工作，他知道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1950年，王府的维护已经成了他最大的负担，国立高级工业学校提出愿意用90万斤小米来购买醇亲王府，这个提议来得不算突然，但对载沣来说，这是一场艰难的告别，这座王府，承载了他整个家族的荣耀，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场所，无论是摄政王的风光，还是归隐后的平静岁月，都发生在这里，可他心里清楚，这座府邸已经无法再承担现实的生活压力。 他接受了交易，用这笔粮食换来了家庭的未来，他用一半换得了东城区利溥营的一所小宅院，另一半分给了八个子女，让他们各自生活，他没有再提过王府的往事，也不再提起摄政的经历，他只是在新院中继续读书、写字，偶尔看看天象，仿佛日子从未改变。 1951年初，载沣病情加重，糖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腿部浮肿，行动困难，他不太听医生的话，常常偷偷吃甜食，不愿接受过多治疗，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也并不畏惧，他没有安排体面的告别，也没有留下任何奢侈的遗愿，那年2月，他在家中去世，享年68岁，他的葬礼极为简单，家人遵照他的意愿，将他安葬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没有皇家规格，没有哀乐仪仗，只是家人送他最后一程。 载沣的一生，始于封建王朝的顶层，终于一个平凡老人的墓园，他没有留下显赫战绩，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高调的印记，但他用一生的选择回应了时代的变迁，他没有抵抗历史的洪流，而是以一种沉静、清醒的态度退场，他卖掉了王府，却保住了家人的未来，他放下了尊贵的身份，却保留了做人的分寸，他没能挽救一个王朝，却在旧世界的尽头，留下一种体面的告别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