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女将军李贞回乡探亲，遇到了打骂她的第一任丈夫古老三，当二人再相见时，古老三整日提心吊胆的。 1955年夏天，李贞穿着笔挺的军装，坐着吉普车回到了湖南浏阳的老家，她是新中国授衔的第一位女将军，肩上的将星在阳光下闪着光，村子里人都挤在路边，站在老槐树下张望，有人认出了她，有人还在惊叹：“这就是李贞？”孩子们跟在车后跑，大人们却都肃静着，仿佛不敢太过靠近。 这一次回来，李贞不只是探亲，她还要做一件事，把那段被强加的、缠在她身上几十年的旧事彻底了断，她六岁那年因为家里穷，被送去做童养媳，那不是婚姻，是苦役，她在古家过的日子，连牲口都不如，冬天五更天上山砍柴，夏天太阳还没落就得下地干活，饭总是吃剩的，衣服总是打补丁的，最怕的就是惹事，哪怕是锅盖没盖好，也可能换来一顿狠打，有一次因为猪草割得少了，被用竹鞭子抽得满背开花，那时候的李贞小小一只，只知道咬着牙不哭，因为哭也没用。 十六岁那年，她被强行“圆房”，她不知道“圆房”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天晚上房门一关，命就彻底不是自己的了，从那以后，日子更难熬，婆婆整天骂她不会生，丈夫喝了酒就打，最严重的一次，是被踹进院子后头的水塘，差点就没上来，如果不是邻居喊人救，她可能早就没了命。 1926年，外头的世界有了风声，共产党的人开始在浏阳搞农民协会，李贞是被她家派去送东西的，但她每回都故意磨蹭，就为了多听几句那些姑娘们讲的“妇女能撑半边天”、“女人不是牲口”，她不太懂那些词，但她听懂了一件事——她不是天生该受这些罪的，她跟着偷偷参加了妇女协会，给农会送口信、跑交通，一点点知道了什么叫组织，什么叫革命。 古家发现后，怕惹事，干脆写了休书把她撵了出去，那是她第一次自由地走出那个门，她没有地方去，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回头，她投身革命，加入红军，和其他战士一起翻山越岭，行军打仗，她学会了用梭镖、扛步枪，也学会了怎么照顾伤员、怎么指挥队伍，她不是从军校出来的干部，她是在山沟沟里打出来的队伍里硬生生熬成的将领，她不识字，别人写报告，她就学；别人看地图，她就跟着学，她记得所有路线，全靠脑子。 长征途中，她跟着红二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有战士掉进冰河，她跳下去拉；有孩子冻得走不动，她背着走，她的脚上常年起泡，衣服破了就补，吃不饱也不喊苦，有一次，几天没粮，她把自己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给队伍里的小兵，那小兵哭了，她没说话，转头就去找野菜充饥。 战争年代，她经历了不少生离死别，她的第一任丈夫在白色恐怖中被陷害，没敢拖累她，主动提出离婚，她接过那张纸时，正在给伤员包扎，她没哭，只是停顿了一秒，然后继续把绷带缠完，后来，她在战场上遇到了甘泗淇，一个文化人，也是个硬骨头，他们并肩作战，渐渐成了夫妻，婚礼很简单，茅草屋里点着油灯，他讲苏联的红场雪，她讲山里的草药香。 抗战时期，她组织妇女支前，组建妇救队，带人给前线缝军衣、送粮草，解放战争时，她负责后勤，把三千担粮食从老百姓嘴里省出来，连一粒米都没浪费，她不怕得罪人，不怕累，只怕拖了队伍后腿，她常说，“前线靠枪，后方靠心，” 建国后，1955年，她被授予少将军衔，那天她站在怀仁堂里，穿着新军装，肩上星星闪得很亮，她知道，这不是荣誉，是责任，全军四千九百多名女兵里，唯有她一个被授衔，这不是巧合，是她一路捱过来的证明。 荣誉之后，她回了老家，她没有带警卫，也没有大张旗鼓，她只是想看看那些山、那些人，还有她曾经被关过的柴房，她也要做一件拖了几十年的事：解除那桩封建的娃娃亲，她没有拉古老三出来示众，也没去审他，她走组织程序，递交申请，由村里盖章，正式解除了那段早已不属于自己的婚姻，这张盖着红印的证明书，比任何责骂都更有分量。 她没有向谁炫耀，只是轻轻地把那张纸收好，离开村子时，她托人送了一个包到古家，里面是几尺布、两包红糖，还有一句话——世道变了，大家都要好好过，那年村里还没有扫盲班，她留下了三百块钱，说是给姑娘们买课本、请老师。 她没有忘记那些伤，但她也没有让那些伤决定她的人生，她不是因为恨而强大，而是因为知道不能让恨毁掉自己，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被打得满背是血的小女孩了，她是共和国的将军，是千千万万女人的榜样。 1990年春天，李贞去世，她的遗物不多，只有四套补过的军装，一个掉皮的皮箱，几张党费证和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一万一千块钱，还有两根打仗时藏下的金条，她的遗嘱写得很简单，把这些全部上交，骨灰撒入浏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