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要是再查大清就完了。 1870年夏末，南京的暑气仍未褪尽，街头巷尾的人们如常忙碌，并未预料到一场剧变即将发生，那天傍晚，一位身穿官服的高官正从校场返回总督府，沿着熟悉的小路缓步前行，他是两江总督马新贻，清廷在东南的代表，权力显赫，地位尊崇。 就在他即将抵达府邸的侧门时，一名男子突然从人群中窜出，手中寒光一闪，匕首直刺马新贻的右肋，马新贻当场倒地，鲜血迅速浸透了官袍，卫兵反应过来时，刺客已束手就擒，毫无逃跑的打算，他面无惧色，神情坚定，仿佛这一切早已在他心中演练过无数次，这一刺，震动朝野。 马新贻不是普通官员，他出身于山东，仕途稳健，曾任江苏巡抚、云南布政使等职，在治理地方方面颇有声誉，1868年，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接替曾国藩，成为清朝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政负责人，这个职位不仅权重千钧，更牵涉到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历史遗留问题。 马新贻到任之后，面临的第一项隐秘任务，是追查太平天国灭亡时遗留下的“圣库”财物，这批财物据说数额巨大，涉及金银珠宝、兵械器具，乃太平军多年积攒的战争资源，太平天国覆灭后，这些财宝的去向成谜，坊间流传甚广，朝廷却始终没有明确交代，慈禧太后对此事极为关注，传言中她曾秘密授意马新贻调查此案，意在借此整肃曾国藩旧部。 除“圣库”之外，马新贻还肩负着清理湘军遗留势力的任务，曾国藩主导的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实际控制了包括两江在内的大量地区，虽然朝廷多次要求裁撤，但湘军将领根基深厚，许多士兵仍滞留地方，甚至与地方帮会勾结，形成半地下势力，马新贻上任初期，采取强硬措施，整顿治安，查封烟馆赌场，惩办军中不法分子，极大触动了地方利益集团。 这些举措虽有政绩，但也为他招来了无数仇敌，他雷厉风行地处决了一批疑似湘军余部，甚至上奏朝廷指出湘军旧将有私藏兵械、图谋不轨之嫌，这些言行无疑是在挑战曾国藩所代表的湘系官僚集团，而曾国藩虽已不再掌握实权，影响力仍深植人心。 就在马新贻推进调查和整肃的关键时期，刺杀事件发生，行刺者名叫张汶祥，身份扑朔迷离，官方说法是他为捻军余党，因私人仇怨而行刺，但这一说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质疑，张汶祥能够突破层层警戒，接近总督身边，手法干净利落，行刺后毫无惧色，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并非普通之徒。 案发后，朝廷震动，慈禧太后震怒，同治皇帝震惊，立即下令彻查此案，江宁将军魁玉率先展开调查，但进展缓慢，刺客始终未说明幕后动机，只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了报仇，与此同时，关于马新贻的种种传言在坊间流传开来，有人说他得罪了湘军，有人说他查得太深，触碰了不该碰的秘密。 慈禧意识到此案非同小可，遂命曾国藩亲赴江宁审理，这位湘军创始人、清朝重臣，在接到圣旨后却迟迟未动身，他以身体不适为由，一拖再拖，直到朝廷接连下达数道催促令，他才缓缓前往南京，到任后，曾国藩在案件审理中表现出极大的谨慎甚至消极，他并未主导问案，而是将大部分责任推给刑部尚书郑敦谨，自己则多次以身体欠安为由避居府中。 审讯过程中，张汶祥的供词前后不一，时而称私怨，时而沉默不语，有传言称他曾试图指认某些湘军将领，但话音未落即被喝止，记录也被删除，江宁布政使孙衣言和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对整个审讯过程颇有不满，认为案件处理过于草率，不愿在结案奏折上签字，孙衣言在马新贻的墓志铭中，含蓄表达了对结论的不认同，称“案情未明，冤魂难安”。 最终，朝廷给出的定论是：张汶祥为捻军余匪，因私仇行刺，受海盗收买，罪证确凿，应处凌迟，案件就此结案，张汶祥被执行极刑，马新贻得以厚葬，并追赠太子太保，然而，众多关键问题始终未有答案：张汶祥如何接近马新贻？他背后是否有人指使？马新贻查得多深？“圣库”财宝究竟去向何方？ 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政治格局上，马新贻之死，让湘军残部士气大振，朝廷不敢再轻易触碰其利益，曾国藩重掌两江，湘系势力重新巩固，此后数十年，东南军政大权几乎被湘淮两系轮流把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削弱，地方督抚拥兵自重、阳奉阴违的局面，逐渐成为晚清的常态。 马新贻之死，也象征着清廷中央权力的裂缝开始扩大，慈禧太后虽然强势，却在这起案件中不得不妥协，放弃彻查的可能，换取短暂的稳定，司法制度的威信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重创，民间对朝廷的信任进一步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