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6日，太原城郊外的一处荒地上，日军第41师团正在进行新兵训练，200多名中国战俘被押解到这里，他们的双手被绑在木桩上，成为日军刺杀练习的目标。
这种训练在日军内部被称为“胆量训练”，目的是让新入伍的士兵克服杀人时的恐惧，根据日军第41师团的训练手册，每个新兵必须完成至少3次活体刺杀才能通过考核。
赵培宪是被俘战俘中的一员，29岁，山西五台县人，曾在晋绥军358团担任班长，7月15日在娘子关战斗中负伤被俘，关押在太原战俘营已有11天。
当天上午10点，日军开始训练，一个个战俘被拖到木桩前，新兵们排队用刺刀练习，每次刺杀后，日军医官会检查伤者是否还有生命体征，确保“训练效果”。
轮到赵培宪时，负责看守的是一名日军少尉和两个新兵，少尉年约25岁，刚从日本国内调来，对这种训练显得有些紧张，他解开赵培宪的绳索时，手法生疏。
赵培宪注意到少尉腰间的南部手枪保险没有关闭，在被推向木桩的瞬间，他突然转身夺枪，少尉反应不及，手枪被夺走，赵培宪立即开火击倒了两名新兵。
枪声引起骚乱，其他日军士兵开始追击，赵培宪跑向东南方向的山坡，那里有一片松树林，他在太原战俘营时就观察过周围地形，知道那片林子可以通往八路军根据地。
追击过程中，日军开了十几枪，其中一发子弹击中赵培宪的左肩，他忍着疼痛继续奔跑，进入树林后利用复杂地形摆脱了追兵，血流不止让他头晕目眩，但他没有停下。
赵培宪在林中发现了一个天然山洞，洞口被荆棘遮挡，他撕下衣服包扎伤口，用树叶和泥土掩盖血迹，日军搜索队在附近转了两个小时后撤回，没有发现这个隐蔽的藏身处。
第二天黄昏，赵培宪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陕北民歌，他循声摸索，发现是八路军120师的一个侦察小组，战士们发现他时，赵培宪已经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八路军卫生员给他简单包扎后，连夜将其转移到根据地的野战医院，军医从他肩膀里取出弹片，发现子弹差点击中动脉，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
苏醒后的赵培宪详细汇报了在太原战俘营的见闻，他提供的情报包括战俘营的位置、看守人数、作息时间等，为后来的营救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赵培宪的描述，八路军了解到日军在多处设立了类似的“训练场”，除太原外，大同、阳泉等地也有发生，这些训练通常选择在偏僻地区进行，避免被外界发现。
八路军根据这些情报，在8月中旬成功营救了太原战俘营的47名中国军人，行动中击毙日军12人，其中包括那名主持训练的少尉军官。被营救的战俘大多数选择加入八路军继续抗战。
类似的暴行在华北各地都有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年夏季，日军在山西境内就有至少15处这样的训练场，每处训练场平均每月“消耗”战俘约50人。
日军这种训练方式违反了《海牙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相关条款，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国际监督机制完全失效，暴行得以肆意进行。
赵培宪康复后加入了八路军，在120师358旅担任副班长，1943年春季反扫荡中，他带领全班坚守阵地4小时，击退日军三次进攻，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战犯进行审判，赵培宪作为重要证人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成为指控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之一。
太原战俘营的惨案并非孤例，根据战后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战俘营多达200余处，被害战俘总数超过10万人，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
赵培宪的逃生经历说明，即使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人也不能放弃求生的希望，他的机智和勇气，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军民的精神品质。
1949年后，赵培宪回到家乡务农，他很少向人提起那段经历，只是默默地参加每年的抗战纪念活动，直到1985年，在史学工作者的反复请求下，他才同意口述那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