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田中角荣建议用毛笔，周总理不同意：被将一军 【1972年9月28日傍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里】“周首相，明天我们是不是该准备毛笔？”田中角荣压低声音，他的秘书刚递上新制的宣纸。周恩来放下茶杯，轻轻摇头：“这可难倒我了。” 田中的一问像抛进水面的石子，溅起圈圈波纹。外媒记者涌在大厅外，摄影灯不停闪烁，大家都在猜，中日邦交正常化究竟还缺哪最后一颗纽扣。表面是笔墨，实际是礼节与立场的交锋。 周恩来原本习惯用铅笔速记，再誊写钢笔，握毛笔早已吃力。右臂在延安摔伤后伸不直，握笔时得侧身微收，照片里他常把手放腰间，就是那次旧伤留下的动作。田中未必清楚细节，却深知中国人爱书法，这里埋着外交学问。 夜色渐深。田中回到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日本代表团围坐商谈。有人提醒，毛笔签字可能赢得中国观众好感，但若周首相改用钢笔，日方是否跟随？田中一挥手：“不抢镜头，听周先生安排。”他骨子里明白，主场在北京。 话说回来，两国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美军占领。冷战伊始，美国把东京拉进反共前线，东京也乐得倚靠华盛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向苏联“一边倒”，北京和东京像在两条平行线，各自忙碌。 50年代初，北京依旧愿意打开大门，民间更热络。那时来访的日本议员、商人，往往带着“和平五原则”的宣言回去。鸠山一郎上台后抛出“要和中国握手”，中日贸易备忘录也因此萌芽。遗憾的是，旋即登场的岸信介又把门砰地关上。 岸信介强硬反华，甚至允许台湾在东京继续设“驻日代表处”。北京立即提出“政治三原则”：承认只存在一个中国、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得制造“两个中国”。原则一出，东京社会党、劳动组合纷纷游行抗议岸内阁的对华政策。1960年夏，岸信介就被日本民众的蜡炬与标语送下台阶。 接任的池田勇人在经济上务实，悄悄修复对华渠道。双方签署新的民贸备忘录，两国货轮再度穿梭黄海。池田因病退位后，佐藤荣作又紧随美国脚步反华，中日关系如潮汐涨落，让外界看得眼花。 真正翻篇要等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改变了日方算盘。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2758号决议通过，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世界舆论风向突然转了，日本财界着急，政治家更急。田中角荣敏锐地意识到，不抓住窗口就会沦为“后知后觉”。 1972年7月，田中赢得党内选举，成为新首相。8月中旬，他给北京递出访华讯息。周恩来当即回话：“北京机场随时欢迎。”一句平实，分量却重，日本外务省连夜连线华府评估风险，但田中已下了决心。 9月25日中午，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的风衣扣子正了又正。舷梯口，田中俯身鞠躬，两人握手足足十秒。后排的姬鹏飞笑言：“今天天气真好，连风都停了。”一句插科打诨，气氛顿时轻松。 当晚的第一次会谈直至午夜。田中坦言：“战后二十七年，我们两国人民一直惴惴不安，是时候翻页。”周恩来缓声回答：“要翻页，就别留折痕。”双方围绕“复交三原则”反复推敲遣词。最棘手的是“放弃台湾”表达方式，日方担忧国内保守派抨击，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写明“一中”。 经过三天三夜，联合声明文本终于敲定。29日上午十时整，电视台同步直播签字仪式。那支毛笔究竟用不用？周恩来最终决定：他带着钢笔，也备好毛笔，给田中自由选择。主持人宣布开始，田中先取毛笔，蘸墨落款。周恩来微微一笑，随手拿起同款毛笔，腕子略弯，却落笔稳健。两支笔在宣纸上留下汉字与假名，中日两国国旗在背后缓缓飘动。 仪式结束，记者挤向走廊，大灯再次闪个不停。田中心情大好，对周说道：“首相还是赢了。”周恩来轻轻摆手：“是互相成人之美。”这句平常话后来被日媒反复引用，成了那天最暖的注脚。 从那一刻起，贸易额暴增，人员往来骤增。1973年春，北京街头出现第一批日本游客；同年夏，天津港吊机开始忙着装卸来自横滨的小汽车。双边关系的列车启动后再没停下，即便后来有波折，仍沿着大方向向前。 不得不说，那支毛笔的故事像一粒细砂，却让人看到周恩来处理外交的巧劲：既不轻易让步，也不逞一时强硬；既顾全对方面子，也维护自身尊严。田中角荣回国后在国会被追问为何在“放弃台湾”上让步，他回答：“为了日本的明天。”一句话，将政治账转成历史账。 如果把1972年的签字比作春雷，那么随之而来的十年便是春雨。中日青年互访、文化交流、乒乓外交，一桩接一桩。老一辈的遗憾尚未完全弥合，新一代已经在课堂上合唱《茉莉花》。试想一下，没有那一纸声明，东亚局势又会是另一幅图景。 写到这里，再回忆周总理那句“被将一军”，不仅是自谦，也是一种幽默。他知道田中话中有话，索性顺水推舟，让“毛笔”变成友谊的开场白。历史经常藏在细节里，握笔的方式、签名的顺序、合影时谁站哪边，都可能改变叙事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