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个人的忠诚与民族气节常常显得尤为重要。许多人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现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与信念，宁愿死也不愿屈服，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姿态。这类英雄事迹数不胜数，因此他们被尊崇为忠诚与爱国的楷模。在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期间，也有不少如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们面对敌人的威胁从未考虑过投降，展现了难得的忠诚。其中，朱国治就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人物。尽管他为国捐躯，最终被康熙赞誉为忠臣，但有些人却对这个评价提出了异议，认为康熙称他为忠臣实属夸大，事实上，朱国治不仅不配这个荣誉，反而是个权谋诡计的奸佞小人。
结局悲惨
康熙帝在成功铲除鳌拜之后，终于得以亲政并逐步掌握权力。随着清朝在中原地区的稳定，过去设立的藩王制度逐渐显得冗余。在清军入关时，许多藩王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朝廷因此奖励他们，允许他们镇守一方，成为地方最高领导，并且可以统领一支军队。实际上，清朝还希望通过这些藩王如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等，来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并应对入关后的局势不稳。而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难以直接管理，便交给他们来镇守。
吴三桂等人驻守云南、广东和福建，起到了威慑作用，使得这些容易发生动乱的地区相对平静。然而，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巩固，三藩的潜在威胁日益显现，特别是吴三桂，他的军队训练有素，战力强悍，若他反叛，清朝的根基恐怕会再次动摇。康熙意识到，如果让吴三桂继续壮大，将来必定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下令削弱藩王的权力。尚可喜和耿精忠支持削藩，唯有吴三桂始终不肯接受，表面上他答应会服从圣旨，但实际上一直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权力。康熙很清楚吴三桂的心思，他认为吴三桂与朝廷的矛盾难以化解，即便不撤藩，他也会反叛，只是早晚的问题。
为了推动撤藩的计划，康熙没有理会吴三桂的请求，反而派遣专使迅速进入云南，开始执行撤藩计划。吴三桂被逼急了，决定起兵反抗。而朱国治当时是云南的巡抚，他深知吴三桂的军事力量强大，害怕朝廷措手不及，便向朝廷提出提前防备的建议，增设驿堡，加强防卫。果然，吴三桂很快就在关隘起事。
刚开始，吴三桂并未立刻对政府官员采取暴力，而是采取了招降策略，试图拉拢朱国治、李兴元等官员。然而，朱国治坚决反对，与吴三桂产生了激烈冲突。他毫不退让，甚至大骂吴三桂为反贼。吴三桂被激怒，立即命令将朱国治拖出去，当场将他杀害，肆意开膛破肚，以此震慑其他人。朱国治宁死不屈，最终获得康熙的极高评价，被称为忠臣，并追封为户部右侍郎。他的儿子进入国子监，雍正帝时更将其列入昭忠祠。然而，民众对于朱国治的评价却截然不同，许多人认为他并不配被视作忠臣，反而是一个恶名昭著的小人。
始作俑者
朱国治并非如康熙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忠臣，相反，他的政绩中充满了许多罪行。在清朝历史上，有两桩大案与他关系密切，其中之一便是“江南奏销案”，而另一桩则是“哭庙案”。这两件案件虽然在民间鲜为人知，但却是朱国治肆意作为的铁证。
江南奏销案的根本问题在于，清朝刚入关时，江南地区的乡绅与土豪长期拖欠税款，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困扰。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顺治帝曾发布圣旨，要求户部督促各地官员采取措施。然而，江南乡绅的势力庞大，许多人根本不服从清朝统治，单凭一纸圣旨并不能改变现状。直到康熙继位后，才通过更为严厉的圣旨来逼迫地方官员行动。这时，江南的乡绅开始强烈反抗。朱国治作为江宁巡抚，负责监督执行这一任务。他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甚至利用圣旨中的漏洞，抓住任何与欠税有关的事项加以问责，导致无辜者受到牵连。甚至有一位进士，仅仅因为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税款就被开除。朱国治的这种行为激起了民间的强烈不满，最终牵连了1.3万人，整个江南都充斥着愤怒的声音。
杀人凶手
“哭庙案”则更加可悲，任维初是吴县的新任县令，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敛财，甚至在征税过程中与民众发生冲突，致使一名百姓死亡。此事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许多才子纷纷撰文控诉任维初的不法行为，要求惩治他。朱国治作为江宁巡抚，非但没有依法惩处任维初，反而包庇他，还将那些写文章控诉的才子们一网打尽。金圣叹等人参与了这场抗议活动，并在哭灵场上公开抗议朱国治的腐败。朱国治将他们一一逮捕，并在审讯过程中对金圣叹等人进行严刑逼供。金圣叹始终保持高洁，不肯低头，甚至在审讯中大声喊出前朝皇帝的名号，最终遭到处决，其他十七位秀才也被一并杀害。金圣叹的冤屈至今成为历史的遗憾，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朱国治的所作所为。
朱国治的行为与真正的忠臣形象截然相反。虽然他在面对吴三桂时表现出英勇和忠诚，但他在民众和历史上的形象早已被破坏。他不仅中饱私囊、陷害忠良，甚至连自己在历史上的“忠臣”标签，也因其阴谋与暴行被彻底抹去。康熙或许错看了这个人，称他为忠臣，实在是误将一个小人当作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