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深秋，陈行甲在巴东县政府档案室翻到一份购房合同复印件，指尖划过 “北京东二环”“全款两套房” 的字样，6.8 万 / 平方米的单价像冰锥，扎得他后颈发麻。 窗外，县招待所的墙皮正往下掉灰，走廊里挤满来申请低保的群众，有人的解放鞋露出脚趾 —— 这个 50 万人口的县里，17 万人还泡在贫困线里，而前任女县委书记的两口子，竟能在天安门附近全款置产。 “他们连叫花子的眼屎都要刮。” 他把合同拍在桌上，搪瓷杯里的茶水溅出来，在 “看守所搬迁项目预算 8000 万” 的文件上晕开。 三天前刚上任时，办公室的 “客人” 就没断过：有人拎着装现金的黑色塑料袋，拉链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有人把名表塞进他抽屉，表盘上的钻石晃得人眼晕。 最夸张的是个工程老板，笑着说 “陈书记刚到，该换换家具”，身后跟着搬运工，抬着套红木沙发往办公室闯。 这些场景让他想起母亲临终前的话。 1990 年他考上清华硕士，母亲把攒了半辈子的手绢包塞给他，里面是皱巴巴的毛票：“别学那些占公家便宜的，咱穷得有骨气。” 此刻他摸着抽屉里母亲的照片，突然抓起电话：“通知审计局，查看守所项目。” 第一次见到那位老妇人，是在反腐行动初见成效的 2013 年。 她带着两个孩子，坐了 4 小时长途客车，鞋上还沾着山路的泥，见到他就 “扑通” 跪下：“陈书记，我儿子能闭眼了。” 原来国家给的大病补贴，被村干部扣了大半，儿子没钱买药，疼得在草堆里打滚，直到断气都没等来救命钱。 陈行甲扶她起来时，摸到老人棉袄里硬邦邦的东西 —— 是儿子的病历，边角被眼泪泡得发涨。 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整夜，烟灰缸堆满烟蒂。想起刚查工程时，县长大咧咧地拍他肩膀：“行甲，巴东就这规矩，水至清则无鱼。” 副书记更直接，把虚增的工程款明细摊开：“大家都有份，你何苦较真？” 他看着那些数字，像看到老妇人儿子临终前的眼睛，突然抓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查，从 8000 万的看守所项目查起。” 阻力来得比想象中更猛。2014 年春天，他在工地调研时被 200 多人围堵，有人举着 “滚出巴东” 的牌子，石块砸在安全帽上 “砰砰” 响。 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被工程老板雇来的，每人发了 50 块钱和两个馒头。 夜里回家，发现家门锁被灌了胶水，妻子抱着吓得哭的孩子，眼眶通红：“要不就算了吧？” 他蹲下来给孩子擦眼泪，摸到自己肋骨 —— 上周被人报复时打断的两根，现在还隐隐作痛。 最难受的是部下的背叛。负责查账的科员突然翻供，说 “所有材料都是陈书记逼我做的”，后来才发现，那科员收了开发商 30 万，家里的冰箱里塞满没拆封的茅台。 陈行甲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盯着墙上的地图，巴东县像片叶子，嵌在峡江的转弯处。 他想起刚到任时，在这里发现的秘密：修路的钱被截，学校的危房没钱修，连扶贫款都有人敢动 —— 那些虚报的工程款，每一分都沾着群众的汗。 母亲的照片摆在桌角，她生前是村里的接生婆，半夜出诊摔断过腿，却从没要过人家一分钱。 “咱帮人，不是为图啥。” 老人的话在耳边响，他突然抓起电话，给州纪委打过去：“我这里有 87 人的线索，包括 5 个县领导、2 个州领导。” 2015 年 5 月，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领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奖状，西装袖口还磨着毛边。台下有人悄悄说 “这年轻人前途无量”，他却在想那个带孙子孙女来谢他的老妇人，此刻或许正在地里种土豆。 年底整理材料时，发现自己的抑郁症诊断书堆了半抽屉，最严重时，他整夜盯着天花板，听着峡江的涛声想：“要是倒下了，谁来替那些被欺负的人说话？” 2016 年裸辞那天，他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桌上，阳光透过窗户，照在 “巴东县县委书记” 的铭牌上。 有人说他傻，放着大好前程不要，他却想起母亲常说的 “路走歪了，站得再高也没用”。 后来他去做公益，在贫困山区见到患白血病的孩子，眼神像极了当年申请低保的群众，突然明白：反腐是剜毒瘤，公益是种新苗，都是在给这片土地治病。 他把这些经历写进《在峡江的转弯处》时，总在深夜停下笔。书里没写自己的委屈，却记了老妇人儿子的病历号，记了被贪腐耽误的学校开工日期，记了那些在反腐中帮过他的普通人 —— 有匿名寄证据的退休教师，有偷偷给他报信的司机，还有在围堵时护着他的群众。 “5 年的经历，比小说还精彩。” 他在书里写道。其实最精彩的不是斗争的激烈，是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热：老妇人塞给他的煮鸡蛋，还带着体温；司机在他被报复后，默默跟了他三个月夜班；连那个翻供的科员，后来也托人带话，说 “夜里总梦见那些没拿到补贴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