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新疆喀什城下，左宗棠面对上万俘虏，毫不犹豫地下令：“降者亦杀！”一语震动朝野，外界哗然。有人劝他宽容以归化，他却冷冷一句：“我不能拿几十万百姓的命，去赌他们会不会悔改。”这不是冷血，而是乱世中的铁血担当。 文案师爷颤抖着拱手：“大人，自古杀降不祥啊！当年白起坑赵卒，至今遭人唾骂……” 左宗棠正在擦拭他的佩刀 “雪饮”，刀刃映出他布满皱纹却依旧锐利的眼睛。 “白起？” 他冷笑一声，将刀鞘重重拍在案几上，“他杀降是为私怨，我杀降是为苍生！你去问问关外那些被挖去眼睛的汉商，问问被掠去当奴隶的回部百姓，他们要不要看我讲仁义道德？” 这段对话发生在光绪二年（1876 年）的春天，距离左宗棠率领七万湘军踏上西征路已过去整整一年。 出发前那个清晨，兰州城外的校场上，一口黑漆棺材被十六名亲兵抬着，跟在中军大旗后面。将士们看着主帅亲自为棺材系上红绸，都攥紧了手中的武器。 “诸位请看这口棺材！” 左宗棠踩着土坡高声道，“宗棠今年六十有五，本可在湘阴老家含饴弄孙。但伊犁已失，乌鲁木齐被占，俄国人在伊犁河谷种麦子，阿古柏在喀什造宫殿，新疆若丢，陕甘危矣，京师危矣！” 他指着棺材，声音陡然提高，“我若战死沙场，便用此棺收殓；若平叛不成，此棺便是我的葬身之地！” 西征之路比预想的更艰难。大军行至哈密时，发现沿途井泉都被叛军投了毒药。前锋营三百名士兵饮水中毒，军医剖开死者的肚子，里面全是黑紫色的血水。 “这些士兵，昨天还在帮你们修水渠。” 他指着一位戴着狐皮帽的回部伯克，“阿古柏说给你们免税三年，可他的骑兵抢走你们女儿时，谁替你们说过话？” 伯克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位老者突然跪地哭喊：“左大人！我们不是真心归顺，是被割了耳朵逼着发誓的啊！” 这一幕让左宗棠更加坚定了信念。他当即下令：每攻下一城，先开仓放粮，再召集各族长老共商治理。 在吐鲁番，当清军把缴获的两千石粮食分发给饥民时，一位哈萨克族老人捧着麦粒，用生硬的汉语反复念叨：“天朝大军，活菩萨！” 收复乌鲁木齐的战役打了整整七天。当湘军炸开城门时，眼前的景象让身经百战的老兵都倒吸凉气：满城百姓的尸体被堆成三座小山，其中不少是妇女儿童，他们的手腕上还留着绳索勒痕。 正是这场攻坚战让左宗棠彻底明白，阿古柏建立的 “洪福汗国” 绝非普通叛军。 这些由浩罕汗国残部、地方豪强和宗教极端分子组成的武装，不仅烧杀抢掠，更在占领区推行 “斩草除根” 的统治 —— 凡不皈依伊斯兰教者，男子处死，女子为奴。在库车，他们甚至挖开汉人祖坟，将尸骨抛进塔里木河。 光绪三年（1877 年）九月，清军兵临喀什噶尔城下。 这座南疆第一大城已被叛军经营多年，守将是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站在城头对着清军喊话：“有种的就上来！城破之后，我让你们个个都成无头鬼！” 攻城战打了整整十二天。当湘军终于炸开西北角城墙时，发现叛军竟将百姓绑在城墙上当肉盾。 一位抱着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朝着清军哭喊：“快开炮啊！别管我们！” 左宗棠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突然呕出一口血来。 破城之后的景象更令人发指：叛军在街巷里纵火，把来不及逃走的百姓推进火坑。 正是这些场景，让左宗棠在处理俘虏时面临艰难抉择。 “大人，伊犁将军说，杀降会让后续敌军死战到底啊！” 信使急得满脸通红。左宗棠却指着名册反问：“那让这些人活着，他们会不会再去屠城？去年乌鲁木齐投降的三百叛军，转头就杀了我们派驻的官员，这事你忘了？” 他站起身，走到关押俘虏的栅栏外。一个满脸刀疤的俘虏突然跪倒，用汉语喊：“大人饶命！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 左宗棠盯着他的眼睛：“你在奇台县掠走的张姓女子，她的老娘谁来养？” 刀疤脸顿时瘫软在地。 当晚，左宗棠在军帐里翻来覆去。他想起出发前与曾国藩的对话：“老九，关外不比中原，对豺狼讲仁义，就是对百姓残忍。” 天快亮时，他召来总兵刘锦棠：“告诉弟兄们，这些俘虏里，凡手上沾过百姓鲜血的，一个不留。但要记下他们的籍贯，将来若有亲属来认尸，允许收葬。” 刘锦棠迟疑道：“大人，这样一来，朝堂上怕是……” “我一人承担！” 左宗棠打断他，“你去统计，这些年新疆死了多少百姓？光是记录在案的就有几十万！我不能拿他们的命，去赌这些降兵会不会悔改。” 他提笔写下军令，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所有俘虏财物，尽数分给受害百姓。” 消息传到北京，果然引起轩然大波。御史们弹劾的奏章堆成了小山，有人说左宗棠 “残杀降卒，有违天和”，甚至建议 “夺其顶戴，就地查办”。李鸿章在总理衙门里对同僚说：“左季高就是个屠夫，这下把洋人的脸都撕破了。” 但左宗棠的回信只有一句话：“臣在关外，只知有国，不知有身。” 光绪七年（1881 年），左宗棠终于从新疆撤军。临行前，他特意去了趟喀什噶尔的万人冢。新立的石碑上没刻文字，只种了一排排白杨树。风穿过树叶，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在诉说那些逝去的生命。
